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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

帝令核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

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於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徵榷漸繁矣。

景泰元年，於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漲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薛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榷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

“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依阿持兩端，橫徵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榷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為定製。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榷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閱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榷場，不宜再榷。”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鋪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

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並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

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矣。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cd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削焉。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勳奏請始。其後高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曄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奸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札，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尋。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卻，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並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