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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鬥，小口三鬥，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

奈米振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

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奈米百石以上，人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濟，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民出谷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

洪武時，勘災既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為永制雲。

明史　食貨志三

○漕運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製。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奈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

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鬱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雲。

自浚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

宣德四年，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

六年，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命群臣會議。吏部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鬥，南直隸六鬥，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鬥，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

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鬥，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概。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

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覆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入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