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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論文得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對紐約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權或非加權投資帶來的收益率，高於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間的總體收益率。”簡單地說，根據論文作者的資料，亦步亦趨地選擇股票比把自己的錢交給專業投資組合經理更加有效。

如果說這一結論暗示著快槍手基金經理們的投資業績不過是大眾的瘋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雜誌的一篇文章則暗示公司的利潤業績—股市繁榮的基石—是另一個假象。根據《福布斯》的估計方法，索爾·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騰歲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輝煌年代沒有產生過任何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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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個人危機過後會有悔恨，公共危機過後則有改革。1969~1970年華爾街危機塵埃落定之前，實際上，在其最後階段結束之前，改革就開始了。1970年12月，國會透過並由尼克松總統簽署了一項成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的法案，簡稱Sipic。這是一家聯邦會員制公司，由證券業出資，用來保護破產經紀公司的客戶，減少他們的損失，限額為每人5萬美元。紐約股票交易所現在宣佈，每一個在1969~1970年由於經紀公司破產而遭受傷害的投資者又將獲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羅賓遜公司不幸的客戶。紐約股票交易所對他們的短暫拋棄現在看來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獲得透過的籌碼。但考慮到訴訟和法律的延遲，一切還需要時間。1971年仲夏，破產經紀公司的大約萬客戶仍在等待他們的股票和現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個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紐約股票交易所開始從內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員投票決定對其管理機構進行民主化重組，用新的由21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其中10人來自華爾街以外，取代過去由33人組成的由華爾街內部人主導的委員會，並用帶薪主席取代過去無薪的名義上的兼職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員會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會議上選出第一位帶薪主席，詹姆斯·J·尼達姆（James　J。　Needham），他並非華爾街人，而是一名會計師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人員。被選入管理委員會的首批“公眾”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贊成小投資者觀點的富人實業家，這意味著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是，這一改變毫無疑問代表進步。

那麼，是誰的建議被採納為華爾街11號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就是那個曾經早熟而認真的年輕經紀商。惠特尼醜聞之後，1937年剛過30歲的他便擔任對紐約股票交易所進行民主改革的委員會的秘書，並於第二年成為改革後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總裁。對於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緊急請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費半年時間研究如何將紐約股票交易所由為其會員服務的俱樂部變成為公眾服務的市場，一定是一種奇怪的舊夢重溫的體驗。

這就是最後的諷刺：歷史不但在事件的演變方式上重演，而且連主角也同原來一樣。但是，如果說華爾街的20世紀60年代在許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麼，它的沸騰歲月則是這個年代大趨勢的個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懼。比如，讓我們看一看主導這10年的富人慾望的微妙變化。60年代初的愛德華·M·吉爾伯特身上有著20年代受到推崇但現已消失的美國風格，富有上升到原則高度的個人和社會責任感。傑拉爾德·蔡渴望並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個更加理性的美國夢，那就是貧窮的移民憑藉自己的智慧在這個自由的國度獲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達到頂峰，這正是約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鉅變風暴之間的平靜時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爾·斯坦伯格是當時為人們熟悉的國家舞臺角色的金融版，這個年輕而魯莽的外部人試圖靠打敗內部人而擠進來，結果，與同時代的美國反叛者一樣，被打敗了，並且承認自己的失誤。伯納德·康菲爾德，既衝突又同步的全國趨勢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筆著成了一篇諷刺文學，把自己的生活變成所在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誇張版本；不願屈尊加入所謂的老派堡壘，而是儘可能明目張膽地鄙視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樣。最後，主導華爾街60年代末的兩個人物拉斯克和佩羅，恰當地反映了迴歸更加保守和傳統的社會責任的全國趨勢。他們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