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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得非常緩慢。它所帶來的危險的疲乏感削弱了人們想要徹底消除疾病的理性警覺。股市危機也是如此。1929年的大危機在達到頂峰之前實際上在主要方面已經發展了一年，1962年的危機從各方面來講規模都小一些，發展了5個月。繼道瓊斯指數在年底創下新高，接近735點以後（恰好差不多是1929年9月時的兩倍），股市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下滑。一年前對投機的危險性提出謹慎警告的專家們，此時卻成為投機熱潮的受害者。1962年1月和2月，他們指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正處於“健康的調整”，並且推薦投資者繼續謹慎地購進股票。一個下滑的股票市場變成一個急劇下滑的股票市場需要的不是原因，而是藉口。4月，它找到了一個藉口，因為肯尼迪總統決定在價格上漲問題上與美國鋼鐵工業及其領頭羊美國鋼鐵公司死抗到底。以肯尼迪一貫的豪華風格，這場對抗演變成了高階情景劇，就像6個月後的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與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會主席羅傑·M·布勞（Roger　M。　Blough）在白宮關起門來開了個會，聯邦調查局的人拂曉時分來按門鈴，會議的結果總算令人滿意—鋼鐵業投降，價格回落。

但這花了怎樣的代價呀！從前一年的“肯尼迪市場”大賺了一筆的投資者突然發現這個來自白宮的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是商業的敵人。問題不在於肯尼迪是否真的在對抗最白熱化時私下說過“我父親總是告訴我商人是雜種”，而在於美國1　700萬股票投資者中的相當大一部分人認為他說過。市場連續幾周下挫，5月21~25日出現了過去十多年最嚴重的一週下滑。接著，5月28日，道瓊斯平均指數下跌點，僅次於歷史上1929年10月28日點的單日跌幅，後來的華爾街文獻稱這一天為藍色星期一。而且，這樣的下滑導致了在當時不可思議的935萬股的日交易量。在後來，這樣的交易量算是小的，最新的股票交易所繫統處理這樣的交易量的兩倍都不會有問題。但是，1962年使用的股票收報機（自1930年就在華爾街11號頑固甚至聲音沙啞地發出滴滴聲的機器）招架不住這樣的交易量，以致星期一收盤後一個多小時才完成交易記錄，收盤的鐘聲敲響兩小時28分之後，才將當天的交易記錄列印出來。這天晚上，早上還存在的200億美元的股票價值已經灰飛煙滅。

但星期二才出現真正的混亂。對包括IBM這樣的藍籌股在內的十多隻領頭股票的賣出委託鋪天蓋地，遠遠超過買入委託，以致根本不能開盤。已經開盤的股票跌幅驚人，一小時後道瓊斯指數已經又跌了11點。股票交易所和經紀商之間的聯絡由於不堪重負而徹底中斷，一些場內經紀商發現，最有指望讓交易所職員收到他們的交易報告的辦法是用盡力氣大喊。許多買賣委託乾脆在這片混亂中消失了，或許他們是幸運的。那些交易委託得到執行的客戶後來發現，他們支付的買入價比他們談好的高了幾個點，而收到的賣出價則低了幾個點。中午前後，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強勁的反彈開始了，結果人們發現，反應慢了56分鐘的收報機撒了華爾街最大的慌—它正在一本正經地記錄前面的跌市而不是現在的漲市。下午浩劫結束時，自詡為高效率市場的華爾街已是一片狼藉。反彈持續著，到星期四晚上，所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損失都彌補回來了。但很快，市場又以更加緩慢的速度開始下滑。到6月中旬，道瓊斯指數跌至535點，肯尼迪繁榮—作為60年代晚些時候將會出現的繁榮的序曲—已經結束了。

在1962年的“小崩盤”中，誰遭受了損失，或者誰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很明顯，是那些追捧新股的人，那些廉價股票愛好者，那些1961年靠投機暴富的百萬富翁。他們用最少的保證金購買波動最大的股票來賺錢，要麼在5月28日之前，要麼在那災難性一天的頭一個小時，他們被逐出了市場。而那些相對保守的人呢？他們用較高比例的保證金購買比較受尊敬的公司的股票。為其硬體上的技術崩潰而懊悔不已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在當年晚些時候做了一項研究，以確定在5月底的事件中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結果是很有啟發性的。美國金融界正在崛起的巨人，共同基金，贏得了光榮。資金雄厚、管理謹慎、堅持誠信傳統的共同基金在星期一市場下跌的時候主要買進股票，而在星期四市場上漲的時候主要賣出股票。因此，除了保護它們的投資者不冒過大風險之外，它們實際上穩定了市場。恐慌主要來自個人投資者，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投資者、外國投資者和新來的各色移民。這是一次個人危機，是由突然橫掃百老匯到利特爾福爾斯、蘇黎世到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