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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成一個強有力的大拳頭，難於扭轉大局，但出於民族感情，他們會抗爭到底，況且他們的號召力極強，戰鬥力極強，要徹底消滅他們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稍不注意，他們便有可能形成氣侯，成為新的“大順軍”、“大西軍”，就像他們對付大明王朝一樣來對付大清王朝。四是，一些降清將領，如在江西的金聲桓和在廣東的李成棟等又叛清歸明，配合雲貴的明軍在湖廣一線大敗清軍，奪回一些城市，使戰局一度急轉直下，要不是永曆君臣優柔寡斷，貽誤戰機，使清軍得以伺機反撲，捲土重來，其後果將是難於逆料的。本來，降清明將在清軍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和八旗兵一起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奪下無數的城鎮鄉村，他們攻下的地方、消滅的明軍甚至超過八旗兵，成為消滅南明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可謂功不可沒。但清廷對他們其實並不信任，更不放心，對他們的政策一直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就是儘可能的用他們來對付原來的主子，消滅他們的故國，為清廷爭江山奪社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限制，就是他們都得在清人的統領、指揮、監督、防範之下進行，不得越雷池一步，更不許實力膨脹，自己坐大，稍有二志便加以除之。改造，就是儘可能使他們滿化，而且是先於百姓做到滿化，例如剃陰陽頭，留長辮子，甩馬蹄袖，能說幾句夾生的滿話，至少能大聲地說“喳！”，開口閉口“我大清！”，把自己也認作半個滿人。此外，對這些變節者，清廷其實非但不尊重，而是極為鄙薄的，這在清廷後來命人編寫的《貳臣傳》中，把在亡明中功不可沒的洪承疇排在第一位就是最好的說明。這是後話。但總的說來，清廷對佈防在各地的數量龐大的降清兵將疑懼很大，從未放心過。

凡此種種，都成為清廷，尤其是攝政王多樂袞的心腹之患，成為擺在他面前的十分棘手的問題，他要加以慎重考慮，妥善處置，一一加以解決。至於永曆帝，他倒不在意，因為那已是被趕到邊僻一隅，小魚翻不起大浪，構不成任何的威脅，不過苟且偷安而已。出於這種種的原困，他還忙不得，也還不打算立即剿滅永曆。

但改變清廷主意和殘明命運的一個關鍵人物出來了——就是故明崇禎皇帝的股肱重臣洪承疇。

他，曾經作為大明朝的重臣，也作為大清新朝的新臣，他對明、清兩方的情況自然是瞭如指掌，對明、清博奕的最終結局也是心裡有數。可以說雙方都在他老謀深算的心裡，逃不出他的估計。

當初，南明朝建元之初，清軍已入關大敗李自成，佔據北京，傳徼遠近，大有一統天下之勢。此時，弘光政權還不知大禍已經臨頭，竟然還派出使臣代表弘光帝到北京慰問清軍，表達對清軍消滅李自成“報君父之仇”的感激之情，並提出和清軍進行和談，劃地為界，南北分治，得以苟安。可是，弘光帝派出的使臣被清軍扣押，又被多爾袞逼著供出南明朝廷的諸多機密。洪承疇在一旁，聽了後說：“現在明福王用了馬士英、阮大鋮等入閣主事，恐怕就要滅亡了。”

多爾袞問：“為什麼？”

他說：“馬士英貪鄙，阮大鋮是魏閹的乾兒，皆閹黨，用這種人執掌朝政，還有什麼好事？不亡才怪呢。”

多爾袞說：“他二人不行，還有史可法呢！”

洪承疇說：“史可法固然忠義之人、韜略之才，只是他被排擠，發揮不了多少作用，大廈還是要倒塌的。”

後來發生的事也真的被這個洪承疇言中了。

本來，南明朝建立之初，尚有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有數十萬軍隊，有遍佈各地的農民起義軍（特別是李自成大順軍餘部和張獻忠大西軍餘部）的支援，無論是在地域上，人口上，還是軍事上都超過清軍（入關的清軍總兵力不過十餘萬人），和清軍抗衡甚至東山再起光復大明並非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於弘光政權自身的*和內鬥——皇帝的荒淫無度窮奢極欲，朝臣的明爭暗鬥自相殘殺，使它不但不能充分地整合和利用優勢的戰略資源來和清軍相抗，而是相反，是在不斷地給自己挖掘著墳墓。當然，也為清人消滅它創造出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當初，南京故臣議立福王朱由崧時，爭議很大。史可法認為立福王有七不宜：一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讀書，七干預有司，恐誤國。但馬士英等一意孤行，堅持擁立福王，並派重兵強行護送福王朱由崧至南京監國，使之既成事實，迫使史可法等不得不承認。而福王登基以後，正如史可法所言，一上來別的事一概不管，只就忙於選淑女、飲佳釀，命太監四出擄掠民女，擴充後宮，造成民間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