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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片小江山。無奈這樣小算盤說不出口，無法大張旗鼓地宣傳貫徹。而作為軍人，岳飛的想法卻很簡單（或者可以說是太實誠），他一心要打回北方去，因而無法與皇帝達成默契。

但假如岳飛成功，救回被金國俘虜的徽欽二帝，宋高宗說不定就會丟掉替補皇帝的資格，秦檜等人的仕途大概也會斷送。儘管當時與金人議和，並未以岳飛為條件，但在當朝君臣之間，岳飛必死卻成了他們完成求和策劃的默契。因而明人文徵明的一首詞，說秦檜不過是幫兇，皇帝才是主謀：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時。

（滿江紅）

即便如有人所說，就當時宋朝國力而言，最佳選擇應是議和，但宋高宗的求和策略也屬於最失算的那種：

他不懂得，抗戰也好，和談也好，都要靠實力。除掉了最英勇善戰的將領，且不說恢復失地，即便是偏安一隅又能有什麼安全感？

他不懂得，經營大業不可偷運私利。君臣都有小算盤，把陰暗目的和國家大事攪和在一起，其決策必然陰暗，其執行也必然混亂。

他不懂得，國家的事總要有堂堂正正的理由，否則會喪失民間的支援。像他那樣偷偷摸摸地玩，怎能不使社會上甚至士大夫階層內人心渙散呢？

他也不懂得，和平之所以可貴，除其他價值外，也在於它是一個增強實力的機會。而乞求到的和平，則完全是苟延殘喘的同義詞。

於是有歷史學家指出，南宋能得以維持，並非主要靠國策，靠實力，靠動員，而是靠進貢，靠僥倖，靠對手內部的混亂。一旦蒙古帝國崛起，面對組織有效的騎兵攻擊和後勤配合，苟活的政權也就再也支撐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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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得下明星才能基業長青

大概因為從一開始就過得較為憋屈，清朝的文化裡一直有個時隱時現的人才主題。一個例子，是康熙年間查慎行（一度是皇帝身邊很近的人）吊念屈原時的沉吟：

平遠江山極目回，古祠漠漠背城開。

莫嫌舉世無知己，未有庸人不忌才。

放逐肯消亡國恨？歲時猶動楚人哀。

湘蘭沅芷年年綠，想見吟魂自往來。

（三閭祠）

屈原祠也稱三閭祠。詩中的第三、四句“莫嫌舉世無知己，未有庸人不忌才”就像是作者與屈原的靈魂對話，是經典的今古同慨。第七、八句寫得尤為哀婉，說楚江兩岸年年幽花簇放，屈原的靈魂，這時大概仍吟誦著離騷，在濃郁的香氣中暗自徘徊吧。詩寫到這裡，時間的隔閡就像真的不存在了。

另一個例子，是乾隆年間張問陶在北京蘆溝橋頭的感嘆：

蘆溝南望盡塵埃，木脫霜寒大漠開。

天涯詩情驢背得，關山秋色雨中來。

茫茫閱世無成局，碌碌因人是廢才。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弔古金臺。

（蘆溝）

所謂金臺，就是戰國時燕昭王為招賢納士而高築的黃金臺。到清朝時，在蘆溝橋附近已無處憑弔。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詩人一來到古燕國地界，就情不自禁想到人才問題。“茫茫閱世無成局，碌碌因人是廢才”一半是對社會的看法，一半也是自責。而像樂毅（燕昭王招募的“能人”）那樣的戰國英雄，在大清帝國斷然是再也找不到了。

從征服中原到鴉片戰爭的二百餘年裡，清朝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就像一家不大的公司在吞併了另一家頗大的公司後經常會做的那樣，一直懷著極為警惕的心情做文化整合。

但由於高管團隊（朝廷）遲遲未能打出有感召力的新的旗幟，或扶持有代表性的新人物、新楷模，最終還是讓下屬在心裡暗暗不服。這樣一種管理方式，與一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的大帝國的現狀相比，已極不合適。

全世界都會見到同樣的情況。一家大報（或新聞機構），一定要有自己的明星記者和評論員。一家大證券公司，難免要有自己的明星經紀人和分析家。一家大企業，假如只有一位CEO成天在場面上晃來晃去，而沒有明星銷售員、明星設計師、明星物流主管，企業內部的人心裡也會隱藏著一些酸味。

顧雛軍玩格林柯爾的時候，就有香港分析家說過，此君是以“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