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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宰相張說寫的那首別具一格的六言詩: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群。
匹馬城南挑戰,單刀薊北從軍。
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于解紛。
誓欲成名報國,羞將開口論勳。
(破陣樂二首)
。。
兵法加詩歌
稱李商隱、杜牧為“小李杜”,有其淵源。一來因為二位的姓氏,二來他們的詩詞才華佼佼,三來各自的詩又對李白、杜甫均有繼承。然而,從一個人身上明顯看得出李白、杜甫兩個人影子的,有評論家說,還要算是杜牧。
在個人事蹟上,杜牧甚至要勝於李白。人們知道,李白的學問背景是“王霸之學”,用現在的話說,大致就是政府事務及國際關係專業。他的老師趙蕤是《長短經》的作者,專門研究謀略的。但李白自己的學業如何,實在沒有很多現實的東西可以證明。
相形之下,青年杜牧簡直就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發燒友,對“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一概做過一番研究。他尤其熱衷軍事,認為“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於是他就成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為《孫子兵法》做過注且發表過軍事論文的詩人。當然,曹操也曾為《孫子兵法》做注,也會寫詩,但似乎沒有人把他的身份定義為詩人。
得以上成就,倒也不難理解。杜牧是京兆(首都)出生的世家子弟,祖父歷任三朝宰相,還是《左傳集解》的編纂者。可以說,大唐帝國有他家好幾代人的心血。
具有這種家庭背景的人通常分化為兩種:一種人愛享樂,把國家當作自己的床墊;另一種人富才氣,而且將政治視為自己的愛情。杜公子應該算是第二種。
23歲上,杜牧曾寫《阿房宮賦》(當然阿房宮的考古線索人們自可爭論),僅最後幾句便足以反映出其卓爾不群的見識: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憑這一點,可以想見,此人的抱負絕不在從“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一類的短歌裡尋找安慰,更不會成為甘心自我邊緣化的小文人。正如“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清平調)一類的篇章,別人讀起來好像嬌豔欲滴、香氣酥骨,實則不過是李太白揮手而就、信手拈來的小玩意兒,並非大體。
小文人熱衷杜牧的小製作。其實,縱觀他的全集,更多的作品是對秦政的抨擊、對屈原的緬懷、對范蠡的景仰以及對賈誼的同情,無一不寄託著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因為,彼時的大唐帝國,深陷外族侵擾和藩鎮反叛的困擾,正所謂“河湟非內地,安史有遺塵”(史將軍二首)。
他數次寫詩提到吐蕃佔領下的河湟,比如“何當提筆侍巡狩,前驅白旆吊河湟?”(皇風),表示的是他想作為中央政府先遣使慰問當地民眾的願望;“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喜參差”(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涅諾郡,次第歸降,臣獲睹聖功輒獻歌詠),記錄的是收復失地後民眾的歡慶景象。寫得最“陽光”的是下面幾句:
……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
腥羶一掃灑,兇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
……
(郡齋獨酌)
這是在沿用《離騷》一樣的筆觸(“蘭芷”云云直接取自屈原的語彙),請求中央政府派他到安史之亂髮難的燕趙之地重興教化,或到河湟之地再傳詩書以改善風氣。
不幸的是,那時真的能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少之又少。在一個自己將自己鎖入困局的體制下,即便是出身顯赫、少年科第、滿腹才學的杜牧,也無法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當時,唐朝政壇上正在大搞路線鬥爭,牛黨、李黨兩個小圈子彼此攻訐、相互傾軋,置國家大局於不顧,鬧得烏煙瘴氣。雖然據說杜牧與牛、李都有過交情,卻因無心攀龍附鳳,大半生都“沉埋�下僚”。�
“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兵部尚書席上作)——杜牧的放浪形骸,堪比李白的醉生夢死,大概都源於他們鬱積於心卻永遠無法實現的抱負。他們一聲大喊,縱然可以在“高層派對”上把站在筵席兩邊的歌女驚得回過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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