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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才成。你會什麼，咱也會。

你有什麼，咱也有。在國外呆過的，最懂得國力的重要。當然國力強了絕不可欺負人。可有了國力才能不受人欺負。這國力靠什麼？靠的就是每個人的個人奮鬥：不光當螺絲釘，而要出類拔萃。

人是動物，總有個配偶問題。我當年一到20歲，好像成天就忙這件事。為它連性命都豁出過。我好像整個青少年時期都在忙這件壓倒一切的大事。人到了中年，才開始有所覺醒。這的確是一件大事。可正因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講點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費。所以80年代初，我寫過《終身大事》那個系列。得有那一瞬間的激｜情，可我後來逐漸（透過不少痛苦的經驗）懂得了光有那還不夠。西方講究共度個週末，游水跳舞，然後各奔一方。東方人不成。一旦合得來，就非往“白頭偕老”上去想不可，而這就不再是個純感情的問題了，得有點理智的考慮：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我希望年輕的朋友們能比我少折騰一些。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因為多少美滿婚姻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驟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沒有。如今，子女長大，各有各的事業，我們兩個也在合譯著一本“天書”。

這些年我時常在思索著在階級社會里如何做人的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會做出種種傷天害理的事，然而這又談何容易！80年代以來，巴金老人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是大力提倡說真話。我在稱讚之餘，卻做了點保留，我說：要儘量說真話，但堅決不說假話。這是根據我個人對生活的觀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聯批判並宣佈胡風為反革命分子的大會上，書生呂熒跑上臺去說了句“我想胡風的問題還不是敵我性質。”他馬上被臺上兩位文藝界領導制止，隨著就有人上臺把他揪了下來——一直揪到監獄裡去。幾年後，胡喬木雖然把他救了出來，“文革”期間還是死在監牢裡。至於“文革”期間，像張志新和遇羅克那樣死於說真話的人就更多了。是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對“說真話”做了那樣的保留，但我堅決認為不能說假話。能保住這一原則，有時也需要極大的勇氣，甚至也得準備做出一定的犧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頭，不參加打砸搶的逍遙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寧可當個灰色人物，也不可當急先鋒。

人生是大海。就得學會掌舵。要根據自己的旨趣、條件和愛好來確定航向。最沒出息的是隨波逐流地混。得學會辨別生活中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過眼浮雲。我認識並結交了不少文藝上大有成就的朋友，還沒見過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筆稿酬後約上幾位知友吃上一頓是常事，但這只是結果而不可是動力。寫作最大的報酬是看到所寫的變成了鉛字，讓千百讀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愛的。

人，只能活一次。這是外國交通警對行人的警言。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旅人，所以這也適用於每個人。做到完全無悔是很難的，儘量少做日後會悔恨的事卻是可以做到的。

1994年新正月初四。

給我一點水

臺港文學選刊

張曉風

“假如，你在鄉下，在湖泊分佈的高地上，不管你隨興走哪條路，十次有九次，你會沿路走下溪谷，走到溪流停貯的潭畔，這件事真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只要那個地區有水，你就是找個沉浸夢境而精神最恍惚的人，叫他站著，開步走，他也會把你一路帶到水邊，一點也錯不了。……玄思冥想一向和水結了不解緣，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上面那段話是麥爾維說的，時間算是百把年前了。

那個時代的人是幸運的，因為還知道什麼叫做“乾淨的水”。水仍然可以很無愧地作為凡人的夢境。

如果，讓我有幸碰上好心的神仙，如果神仙容我許一個願，我大約會悲感交集，失聲叫道：“不，什麼都不要給我，我什麼都不缺，我只求你把我失去的還給我。哦，不，我失去的太多，我不敢求，我只求你還給我一片乾淨的水，給我鮮澄的湖，給我透明的溪澗，給我清澈的灌溉渠，給我浩淼無塵的汪洋！”

水，永遠是第一張詩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學詩，無以言；不觀水，無以詩。三百則“溫柔敦厚”原是始於一帶河洲啊！

沙漠中的旅人需要一皮囊水潤喉，我需要的更多，我需要一片水，可以為鏡鑑來攝我之容，可以為淵藪來醞釀詩篇，可以為歌行來傳之子孫，而且像黃河，像洙泗，讓我祈求無依的心有所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