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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也不說什麼，也不回信。

偶爾我在黃昏時出門，他恰好就站在電線杆下，雙手插在口袋裡，相當沉著也相當溫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著。我直直的走過他，總是走出好幾步了，才一回頭，看他一眼。

這半生了，回想起來，那個人的眼神總使我有著某種感動，我一點也不討厭他。

兩年之後，他畢業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寫得周詳，香港父親公司地址、家中地址、電話號碼，全都寫得清清楚楚。最後他寫著：“我不敢貿然登府拜訪，生怕你因此見責於父母，可是耐心等著你長大。現在我人已將不在臺灣，通訊應該是被允許的。我知你家教甚嚴，此事還是不該瞞著父母，請別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過兩三年之後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時，我正經過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學在家好幾年，對什麼都不起勁，戀愛、結婚這種事情不能點燃我生命的火花，對於這一個痴情的人，相連的沒有太多反應。

後來，那種藍信封由英國寄來，我始終沒有回過一封信，而那種期待的心情，還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鮮明。如果說，今年有人求過婚，那位溫柔的人該算一個。

等到我進入文化學院去做學生的時候，姐姐出落得象一朵花般的在親戚間被發現了。那時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們家的門檻都要被踏穿了。

每當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轉謝絕的時候，媒人就會說：“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換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這種話。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來的，輪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遠是拿次級貨的那種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來求妹妹，我都給他們罵過去。

那一陣子，三五個月就有人來求親，反正姐姐不答應的，妹妹也不答應。姐姐一說肯做做朋友，那個做妹妹的心裡就想搶。

那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男女之事看得好實在，看兩三次電影就要下聘。姐姐就這麼給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還是在臺灣。

那是我真正的初戀。

對方沒有答應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後來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畢業，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說那太遙遠了，不很可能。

為了怕這個男孩子太認真，我趕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這其中有一個日本同學，同班的，家境好，還在讀書呢，馬德里最豪華的一家日本餐館就給他開出來了。

這個日本同學對我好到接近亂寵。我知道作為一個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貴重的禮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鮮花——他就每天鮮花攻勢。宿舍裡的花都是日本人送來的，大家都很高興，直到他向我求婚。

當我發現收了糖果和鮮花也有這種後果的時候，日本人買了一輛新車要當訂婚禮物給我。當時宿舍裡包括修女舍監都對我說：“嫁、嫁。這麼愛你的人不嫁，難道讓他跑了嗎？”

我當然沒有收人家的汽車，兩個人跑到郊外樹林裡去談判，我很緊張——畢竟收了人家的小禮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虛得緊，居然向著這個日本人流下淚來。

我一哭，那個好心的人也流淚了，一直說：“不嫁沒關係，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嚇到了你，對不起。”

那時候我們之間是說日文的，以前我會一點點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為這個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絕對沒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行為，是個懂得愛的人，可是我沒想過要結婚。我想過，那是在臺灣時。跟這日本同學，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戀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愛，也很快樂，可是也不明白怎麼一下子就要結婚了。

為了叫這個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國同學的花。我跟德國同學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兩人介紹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澀，還是很大方地跟對方握握手，將我拉近，親吻了我的面頰，笑道再見。

當年害慘了那位日本同學，後來他傷心了很久很久。別的日本同學來勸我，說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說日本人要自殺。自殺其實不至於，我十分對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見他，而兩個人都住在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門外的大樹下站著，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樓窗簾後面看他，心裡一直向他用日文說：“對不起，對不起。”

學業結束之後，我去了德國。

我的德國朋友進了外交部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