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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的神聖的西藏雪山前面。在聽過幾次講座之後，我開始尋找舊的《國家地理》雜誌。

我發現了它們，實際上我是在一本雜誌裡找到了一張地圖。地圖示示了位於東南亞大陸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緬甸、泰國和中國的雲南省。以前，我從未聽說過雲南，它也沒有出現在沃爾特？克朗凱特主播的新聞報道中。地圖對苗族、傣族、彝族和長頸喀倫族進行了浪漫的描述。他們居住在建於高樁上的木屋裡，皆裹著印花頭帕。

我記得，我展開了這張舊地圖，用膠帶將它貼在我做作業的書桌上方的牆壁上。我告訴母親我將記下所有這些部落的名稱，我的確做到了。後來，我忘了那張地圖，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將它留在了早已離開的那個兒時臥室的白灰牆上。

1981年，我作為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當時，人人都穿藍著綠。我沒有看到在《國家地理》雜誌上見過的那些色彩豐富的山地部落的裝束，只看見在北京火車站遊蕩的目光陰鬱的藏族人，還有許多坐在塞得滿滿的藍綠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們躺在布包上等購一張火車票，以返回離別不久且並不急於返回的地方。為什麼他們都在等購車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當時即便是買一張火車票，你都要有關係才行。

1981年底，我離開了中國大陸前往香港。

那時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確，它是中國商業的中心，而商業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們都在長時間地談論生意。的確，我忘記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樁上木屋裡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談判及討價還價的刺耳聲中，在開放的、發展的及處於困境的市場運作和幣值跌升中，我漸漸淡忘了他們。在緊張的早間咖啡、午間茶及晚間的酒精中，我們探討的話題全是關於市場。

20世紀80年代，我從事律師職業，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草擬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國法律事務所工作。每天都身著黑色的西服，內穿帶有白領和袖釦的藍色襯衫。有時，我感覺自己已無法呼吸，彷彿被塞進了這套西服裡，每天乘電梯上上下下，穿梭於樓層之間，就連晚上做夢都在影印檔案。

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貿易的律師在香港的生活。事實上，任何一個所謂的“中國通”都不能理解當時中國發生的一切。但那並不重要，沒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從容地在中心金融區乘坐豪華辦公大樓的電梯上上下下，談論著實際上你並不理解的事情。對律師、會計、顧問和夜總會的女招待來說，討論的事情都是按小時計賬的，其價格與你微微點頭、用雙手遞給潛在客戶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實身份相符。

當要離開辦公室去度假的時候，大多數的律師同行會選擇去馬尼拉、普吉島、芭堤雅的海灘和酒吧，或者去打高爾夫。對律師、銀行家及他們的客戶來說，打高爾夫非常重要。用完全不合適的工具竭力將小球打入無數的小洞中以消磨時光，我從不加入這些高爾夫式的休假隊伍中。

相反，我更願去那些山地部落區，去尋找建在高樁上的木屋。它們建在無法攀登的山邊，位於薄霧籠罩的山腰上。我穿越泰國北部的罌粟地，經過艱苦跋涉，終於找到了住在高樁上木屋裡的哈尼族及彝族的部落。他們佩戴著用銀幣制成的華麗頭飾，與我在《國家地理》上見到的如出一轍。我開始為他們拍攝，我不停地拍，就像《國家地理》上的那些照片一樣。

令我驚訝的是，這些部落有一共同之處，即他們講的都是雲南方言。部落的長者解釋說，很久以前，他們都來自一個叫做“雲之南”的地方。它位於神山之間，一座座神山由過去運茶的一個馬幫通道連線起來。他們在山邊、木屋旁種植茶葉，直到後來在內戰期間被逐到泰國。於是，他們在泰國定居下來並開始種植鴉片。而茶葉憑藉馬匹運輸，沿著與座座神山相連的線路，最終抵達拉薩。這個故事令我感到困惑，我真的無法理解，我只是忙於拍照。

我在揹包裡裝著幾個魔術道具，晚上坐在壁爐旁進行表演，哈尼族人和彝族人看得著了迷。婦女們深信我是巫醫，把生病的孩子帶到我面前，請求我治療。男人們問我，我的魔法是否可以避開他們黑火藥獵槍射出的子彈。我坦言說自己並非巫醫，這件事情令我心煩意亂。我漸漸明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類似組織的表演也是簡單的騙術。許多處在不同的社會、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少數民族族群也同樣被誘導去相信巫醫們的虛幻力量。

山地部落的矇昧促使我繼續跋涉。我徒步旅行，從尼泊爾喜馬拉雅山腳來到馬來群島的叢林，而後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