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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小時開始，我就想當藝術家。藝術家穿著燈芯絨的外套，留著長頭髮，蹲在派出所的牆下──李家口派出所裡有一堵磨磚對縫的牆，顏色灰暗；我小舅經常蹲在這堵牆下，鼓起了雙腮。有些時候，他身上穿的燈芯絨外套也會鼓起來，就如渡黃河的羊皮筏子，此時他比平時要胖。這件事留給我一個印象，藝術家是一些口袋似的東西。他和口袋的區別是：口袋絆腳，你要用手把它挪開；藝術家絆腳時，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開了。在我記憶之中，一個灰而透亮的垂直平面（這是那堵牆的樣子）之下放了一個黃｜色（這是燈芯絨的顏色）的球，這就是小舅了。

在派出所裡能見到小舅。派出所是一個灰磚白牆的院子，門口有一盞紅燈，天黑以後才點亮。那裡的人一見到我就喊：“啊！大畫家的外甥來了！”有種到了家的氣氛。正午時分，警察在門邊的小房間裡煮切面，麵湯的氣味使人倍感親切。附近的一座大地咖啡館裡也能見到小舅，裡面總是黑咚咚的，不點電燈，卻點臘燭，所以充滿了嗆人的石臘味。在咖啡館裡看人，只能看到臉的下半截，而且這些臉都是紅撲撲的，像些烤｜乳豬。他常在那裡和人交易，也常在那裡被人逮住，罪名是無照賣畫。小舅常犯這種錯誤，因為他是個畫家，卻沒有畫家應有的證件。被逮住以後，就需要人領了。

派出所周圍有一大片商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造的大頂子瓦房。人行道上還有兩行小銀杏樹，有人在樹下生火烤羊肉串，烤得樹葉焦黃，景色總像是秋天；後來那些樹就死掉了。他住的地方離那裡不遠，在一座高層建築裡有一間一套的房子──那座樓房方頭方腦，甚是難看，樓道里也很髒。不管你什麼時候去找──我舅舅總不在家，但他不一定真的不在家。

我舅舅是個無照畫家，和別人不同的是，他總在忙些正事。有時他在作畫；有時他賣畫，並且因此蹲在派出所裡。他作畫時把房門鎖上，再戴上個防震耳罩，別人來敲門聽不見，打電話也不接，獨自一人面對畫架，如痴如狂。因為他住在十四層樓上，誰也不能趴窗戶往裡看，所以沒人見過他作畫，除了一個賊。這個賊從十三樓的陽臺爬上來，打算偷點東西，進了我舅舅的客廳，看到他的畫大吃一驚，走過來碰碰他說：哥們兒，你丫這是幹嘛呢？我舅舅正畫得入迷，嗚嗚地叫著說：別討厭！老子在畫畫！那個賊走到一邊蹲下看了一會兒，又忍不住走過來，揭掉小舅左邊的耳罩說：喂！畫可不是這種畫法！我舅舅狠狠地搡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繼續作畫。那人在地上蹲了很久，想和我舅舅談談怎樣作畫的問題，但始終不得機會，就開啟大門走掉了，帶走了我舅舅的錄相機和幾千塊錢，卻留下了一張條子，鄭重告誡我舅舅說：再這樣畫下去是要犯錯誤的，他自己雖然偷東西，卻不忍見到小舅誤入歧途。作為一個善良的賊，他對失主的道德修養一直很關心。我舅舅說，這條子寫得很煽情──他的意思是說，這條子讓他感動了。

後來有一天，我舅舅在派出所裡遇上了那個偷他東西的賊：他們倆並排蹲在牆下。據我舅舅說，那個賊穿了一雙燈芯絨懶漢鞋，鞋上佈滿了小窟窿。此君的另一個特徵是有一頭亂蓬蓬的頭髮，上面全是碎木屑。原來他是一個工地上的民工，有時做木工的活，這時候頭髮上進了木屑；有時候做焊工的活，這時腳上的鞋被火花燙出了很多洞；有時候做賊，這時候被逮住進了派出所。我舅舅看他面熟，但已不記得他是誰。

那個賊很親熱地打起了招呼：哥們兒，你也進來了？我舅舅發起愣來，以為是個美術界的同行，就含混地亂答應著。後來賊提醒他道：不記得了？上回我到你家偷東西？我舅舅才想了起來：啊！原來是你！Good　morning！兩人很親切地聊了起來，但越聊越不親切，最後打了起來；原因是那個賊說我舅舅滿腦子都是帶顏色的豆腐渣。假如不是警察敲了我舅舅的後腦勺，小舅能把那個賊掐死；因為他還敢說我舅舅眼睛有毛病。實際上我舅舅眼睛是有外斜視的毛病，所以老羞成怒了。警察對賊在藝術上的見解很贊成，假如不是他屢次溜門撬鎖，就要把他從寬釋放。後來，他們用我舅舅兜裡的錢給賊買了一份冰激凌，讓他坐在椅子上吃；讓我舅舅蹲在地下看。當時天很熱，我舅舅看著賊吃冷食，饞得很。

我常上派出所去領小舅，也常在派出所碰上那個賊。此人是唐山一帶的農民，在京打工已經十年了。他是個很好的木工、管子工、瓦匠，假如不偷東西，還是個很好的人。據說他溜進每套房子，都要把全屋收拾乾淨，把漏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