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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他就是要在當時抗日小說尚不多見的情況下，“拋磚引玉”，希望能夠出現“為民族爭光之小說”。

以筆當槍的抗戰者（3）

不管別人對父親如何批評，他都不作一聲，沒有時間，也不願回答，仍然埋首寫他的國難小說，巧的是上海的《申報》也來約他寫稿，父親以忙為藉口，就謝絕了《申報》副刊《春秋》主編周瘦鵑先生的敦請，但周先生還在堅持，有朋友知道這訊息後，好心規勸說：國內兩大報紙的長篇小說全歸你一人包辦，自然是罕見的盛舉，但也要考慮到別人的反映。這話說得有理，而且很誠懇，父親就堅持不寫了。但周瘦鵑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親寫稿，父親不得不讓步。上海報紙的副刊界，向有“一鵑一鶴”之稱，“鶴”就是上海《新聞報》的嚴獨鶴先生；“鵑”則是上海《申報》的周瘦鵑先生。周先生不斷寫信要父親幫忙，非常誠懇地要父親看在友情的份上，為上海《申報》寫一部長篇小說，父親終於是情不可卻，便為他寫了《東北四連長》，連載於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報》副刊《春秋》上。寫這部小說是有些巧合的，父親對軍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寫一部反映東北抗日的軍事小說。巧的是他有一位學生，當過連長，正好閒居北平，時常到家裡來看望他。父親便向他詢問軍人的生活及軍事常識，而且還讓他寫了一篇報告。父親在他的協助下，準備了兩三個月，就開始動筆了。小說最後有3位連長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東北戰場上光榮犧牲了，這是有意給那些大人先生們一點諷刺。小說發表後，很受歡迎，著名硬派電影明星王次龍曾想改編成電影，終因時局日益嚴重，沒有拍成。抗日勝利後，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書。而父親再看原稿，覺得對戰爭的描寫還是幼稚可笑，於是又做了部分改寫，把立意也做了調整，原書中的作戰部分完全刪去，著重描寫由於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國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最後歸結於人道主義的感慨，書名也改為《楊柳青青》，取自《隨園詩話》中“楊柳青青莫上樓”的獨句詩，此書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內即重印了3次。

由於父親積極宣傳抗日，日寇曾向當時在北平的張學良將軍提出抗議，並上了日寇特務機關的黑名單。父親被迫於1935年秋天離開了他視為第二故鄉的北平，他曾有詩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離散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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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南京人報》（1）

父親從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裡，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愛上了北京，愛它的歷史文化，愛它的民俗風情，也愛它最適宜人居住的城市環境，所以他把北京視作第二故鄉。

自從來到了上海後，他過不慣十里洋場的生活，喧囂雜亂的大都會，紛紛擾擾的商業競爭，都與他的情趣大相徑庭，最使他不舒服的，雖然國事日緊，那些達官貴人依然紙醉金迷，縱情享樂，父親認為上海絕非久留之地，但是哪裡又是棲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親躊躇不定的時候，張友鸞也正在上海，他極力慫恿父親到南京去，並且在南京自辦報紙。南京也是父親喜歡的城市之一，他認為在江南，只有南京與北平相似，不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龍蟠虎踞之勝，還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所謂“賣菜翁都有煙水氣”，父親決定遷居南京，至於是否自己辦報，他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鸞叔的多方敦促下，父親認為，用自己的稿費來辦報，這是個創舉，而且所需要的錢也不多，自己尚有這個能力，終於是在友鸞叔的如簧之舌鼓動下，見獵心喜，決定在南京辦報。原來父親攢下幾個錢，是打算在南京近郊買點地，蓋幾間簡陋的房子，住在農村，寫書課子，種菜養花，終老是鄉。母親打趣他是“書呆子的一廂情願”，休要說是戰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時，也無法找到“桃花源”。父親自己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說：“我私人積蓄，還有四五千元”，“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我約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兩幢小洋樓（後來擴充為三幢），先後買了四部平版機，在《立報》鑄了幾副鉛字，就開起張來，報名是《南京人報》。”於1936年4月8日正式發行。事出意料，《南京人報》一炮打響，由於父親名字的巨大號召力，在不足100萬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報》出版的第一天，就銷到了15000份，這在當時是個震撼報界“破紀錄”的新聞！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私人辦報，大部分都有經濟靠山，接受這些“後臺”的津貼，當然，也要為這些後臺“說話”。而《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