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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和我每天最覺愉快的遊戲之一就是面對圖上各種動物，艱難地指認它們陌生的名字。

比方說，光從字面上看，我原不知“Greater　Flamingo”跟弗來明戈舞沒有關係，實指大紅鶴，原產於南美洲的秘魯、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一帶，喜歡居住在淺水湖邊，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從拉丁文的flammea（火焰）來的。

再比方說，“Aardvark”，中文名稱叫“土豚”，是一種原產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食蟻獸，在南非白種人的語言（Africaan）和荷蘭語裡面，這個名稱的意思就是英文的“earth　pig”，會打地洞的、長得像豬一樣的哺乳類動物。

倘或沒有這張大掛圖，我決計不會對“lynx”這個字有興趣，就算知道這是指大山貓，也不會把它跟我經常在古人筆記裡讀到的“猞猁皮”聯想在一起，更不會想到，原來曾經在美國當代小說裡不止一次讀到過的“Bobcat”——紅貓——也被歸為猞猁的一種。

“全世界真的有那麼多動物嗎？”張容指著圖上的Bobcat問我。

“當然還不止這些。全世界大概有個四五千種哺乳類動物、九千種鳥兒、兩萬種魚、幾百萬種昆蟲。”我說，“不過全世界平均每天都有七十五個物種消失，有很多動物在你還沒認識它、替它命名之前，就已經滅絕了。”

“那你怎麼知道有這種動物？”張宜說。

從“動物地圖”的命名之爭開始，我發現我能答得出來的問題真是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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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那個“我”

大事，總是在突然之間發生。

孩子終於要搖著或咬著鉛筆，面對那個簡單的字了——“我”。

這種名為“生活小記”的作文與一般應題而制、訓練應用書寫能力的作文似乎不太一樣，它像是更希望孩子藉由一篇短文進入生活內在的細節去觀察、思索和感受。學校規定在文字之後還要畫一張插圖。張容把這項功課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做，先給那張插圖打了草稿。圖中當然就是一個孩子，坐在床上——家人一眼就可以指認出這的確就是我們的臥房，連五斗櫃的顏色都十分接近。圖中的孩子坐在床中央，頭頂是一朵雲，雲裡一個大大的問號，以及“為什麼”三個字。

這就是我曾經想過不知道多少次的那個畫面了。“將來，我的孩子會怎樣看他自己呢？”我坐在床上、頭頂著雲朵的那個年紀，雲霧裡的字句差不多就是這樣。現在答案揭曉了：一個頭頂上也有疑惑之雲、對世界充滿問題的小傢伙。很好。

這個小傢伙在作文裡告訴我們：他快要八歲了，身高一百二十五公分，算是中等，他喜歡恐龍和天文知識，討厭人多的地方，不喜歡吃豬肝、豬血、荷包蛋和蚵仔。他知道在老師的眼中，他是個“老實孩子”，爸爸認為他聰明，而媽媽認為他窮緊張。將來他想當個古生物學家——這個期待後來被他媽媽說服，改成了“學者”。

孩子的媽媽似乎覺得不必把自己的未來全裝進“古生物學”專業領域裡去，好像“古生物學”這個小集合真會限定了他兒子很大一部分美好的未來似的；而我卻覺得“學者”二字所涵攝的大集合籠統得像是沒臉見人，反而流露出一種好高騖遠以自詡的氣味。

“你知道‘學者’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嗎？”我問。

張容聳聳肩：“不知道也沒關係罷？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事，將來我就知道了。”

我看著圖中那個被“為什麼？”雲朵籠罩的小孩，問他：“那麼請你告訴我，‘我’是幾個人？”

“一個人呀。”

“不完全對。”我說，“在中國字裡，這個‘我’字底下還有埋伏。”

妹妹張宜立刻插嘴說：“什麼是‘埋伏’？”

我暫時沒理她，繼續說下去：“中國字的‘我’往往指的是一群跟我比較親近的人，一群我自己會認同和歸屬的人。所以‘我’常常包含了一個範圍比較大、人數比較多的人們，而泛指自己所在的一整個方面。我們說‘我方’、‘我國’、‘我族’、‘我軍’，都是這個意思，這裡的‘我’，就包含了有我在裡面的一群人了。而在你的‘我’所認定的範圍裡，你媽也是其中一個，你愛她、依賴她、也相信她，所以你才讓她把你的‘古生物學家’改成‘學者’也無所謂。”

“不可以改嗎？”

“你媽改的，我可不敢這麼說。”

“那‘我’就不只是我自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