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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了一整套戰略構想。

首先，中曾根認為，日美安保體制和東亞集體安全保障應當成為日本外交戰略的基軸。對於前者，隨著日本“普通國家”化程序的深化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調整，這種體制還有可能進一步強化。而對於後者，中曾根提出，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及以美國為中心的、在東亞地區呈放射狀的同盟條約網（日美、美韓、美泰、美澳）是維持東亞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礎之一，正是這種安保網路，構成了亞太經合組織及東亞各國間經濟合作的強有力的基礎。在中曾根看來，這種狀況就好像在歐洲，歐盟和通用貨幣歐元存在於北約的背景中一樣。他甚至設想，有朝一日，中國和朝鮮也會加入到這一機制中來。聯想到1980年代末期，日本不主張孤立北京，並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佈解除對華經濟制裁，再次給中國經濟注射了強心劑，直接促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復歸的事實，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為代表的日本*戰略家在“後冷戰”時代的*野心。而對朝鮮，他主張加強美日中對話，給朝鮮以安全感，使其透過改革，儘早加入到“普通國家”的行列。從小泉上臺後不久即啟動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並透過六方會談客觀上釀成有利於朝鮮門戶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情勢來看，中曾根設定的對朝*的“中期目標”雖還很遙遠，但並沒有偏離軌道。

其次，對於關係到戰後日本將走什麼樣道路的改憲和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貫之的思路，用他在其*《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話來說：“我從日本剛剛獨立後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憲法改正和自衛軍創設。”他反覆強調，根據政府對憲法的解釋，集體自衛權雖然是一種權利，但卻不能行使，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無論是日美安保條約，還是聯合國憲章，都承認集體自衛權。而作為現在日本政府自衛權論的思想基礎，就是要確保日本防衛時“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戰鬥力”，但何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邊界並不清晰，“這種曖昧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憲法應當明確這種界限，規範地行文，正確地作出解釋，包括對行使集體自衛權條款的具體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調結果就會明白，對於這一敏感而複雜的問題，無論國際上反對、批判的聲浪有多高，事實上，改憲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幾乎只是程式和時間的問題。

最後，在已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中難以逾越的“惡障”的歷史問題上，中曾根的檢討與“反省”頗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認過去的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另一方面卻從結果出發，為戰爭尋找合理化解釋，“從世界史來看，作為戰爭的結果，可以說以大東亞戰爭為導火線，在亞洲和非洲的獨立國家都急劇增加了……從結果論的觀點來看，或許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運動高漲，導致了獨立國家的劇增”。在談到“大東亞戰爭”前夕的狀況時，他認為：“人們曾對希特勒有過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學是膚淺偏狹的東西。而且希特勒從內心輕視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靜地預測到德國和希特勒的失敗，日本就不會參加那次悲慘的戰爭了。”這裡，我們看到一種類似成王敗寇式的陰冷算計的背後，是歷史正義、道義立場的缺失，而這種貌似“冷靜的學術研究”的態度，恰恰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謂“自由史觀”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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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劇場”謝幕，近乎完美的背影（1）

造勢輿論有窮時，蓋棺小泉沒商量。距離小泉“退陣”，還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小泉及其政權便已經被日本國內外媒體蓋棺定論了N次。在日本歷屆首相中，蒙傳媒如此“厚愛”者，恐怕並不多。自民黨總裁選舉翌日（2006年9月21日），這個被稱為“怪人”的首相透過其電子雜誌向五年半以來始終支援其改革的國民鄭重道別，“常言道有德者無才，有才者寡德，而我只是一介文弱、普通的‘常識者’。但儘管如此，卻常被什麼東西庇護，興許是運氣好吧……”這份創刊於2001年6月，旨在直接與國民建立溝通的首相府電子刊物，每週四更新，以電子郵件的形式共發行了億份，盛期時的訂閱量達227萬份。

2006年9月初，《讀賣新聞》發表了關於戰後首相評價的網上民調結果：小泉以41％的得票僅次於得票44％的吉田茂，位居“偉大首相”的第二位，超越了田中角榮（36％）和中曾根康弘（30％）。筆者注意到，對小泉的評價，越接近謝幕，越呈長勢：戰後六十週年之際公佈的民調結果，位居第二位的還是田中角榮。

應該說，這確乎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