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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上。小說將背景放在未來某個不確定的年代。那時，地面上已經無法生存，人類只能戴著防毒面具才能上來。在原子能還沒有被發現的年代裡，福斯特設想不出什麼樣的巨禍能夠給地面帶來這樣的破壞，乾脆便隱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們由一個無所不包的機器系統結成一體，沒有國家、民族之別。這個背景設定，意味著作者要描寫一種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處境，而非只是某國某族的“私事”。人們住在完全一樣的個人房間裡，“北京和希伯來一樣”。在大機器的飼候下，人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透過類似電視電話的裝置隨意和千萬裡之外的人打交道，一個人可以認識幾千人，但從不面對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機器哺養，親情淡漠。一本大機器的使用說明書象聖經般擺在每個人的家中。

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許蒂的中年婦女。她的兒子庫諾已經成年，生活在另外一個大陸上。兩人經常幾個月不直接見一面。有一次，庫諾透過通訊裝置，一定要求直接面見母親。他告訴母親，自己曾經上過地面，看到那裡有人生活在原始環境裡，並且感受到了不依賴機器的自然體驗。凡許蒂聞言，斥責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機器為依歸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幾個月後，大機器慢慢停止轉動，已經失去獨立生活能力的人類無計可施，走向滅亡。

福斯特是標準的文人，對科學技術並不在行。小說裡的技術描寫只有輪廓缺乏細節。不過這並不重要，“大機器”只是作為科學技術的隱喻出現在小說裡。作者生動地描寫了人類對機器的依賴。這種依賴已經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熱：“他們竭力陳述：‘機器供我們吃、供我們穿、供我們住、透過機器我們得以互相通話、互相見面，有了機器，我們才得以生存，機器是思想的朋友，懷疑的敵人。機器是萬能的，永久的，神聖的。’不久，這一訓諭就被印在書的扉面，在隨後的版本中，這一儀式變成了複雜的讚美和祈求的形式。人們小心地避擴音到‘崇拜’這一字眼，從理論上講，機器仍然是人的創造物和工具，但事實上，除了少數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當作神一樣來崇拜……”（同上，49頁）

除了這種反諷的形式，作者還透過代表人性掙扎的庫諾之口，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們，這兒唯一真正活著的是機器。人創造了機器來按照我們的意願辦事。但現在我們辦不到了，它已經剝奪了我們的空間感覺和觸控感覺，它混淆了每一個人的親屬關係，它使親情淡漠到僅剩肉慾，它使人們頭腦空白，四肢無力。現在它又使我們對它頂禮膜拜。（同上，43頁）

與後世反科學思潮代表人物的論述相比，這些觀點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慮到它產生於二十世紀之初，我們仍然要欽佩作者的遠見。

反烏托邦作家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科學技術導致了個性、多樣性、豐富性的抹殺。這或許是把科學進步與工業化大生產必然結合起來的原因吧。在《美麗的新世界》裡，赫胥黎就將兩者直接結合在一起，讓小說裡的人類乾脆使用“福特紀元”，將流水線生產的發明人視為新的耶穌基督。和《大機器停止轉動》一樣，小說裡也設定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會”和自然狀態下的“野蠻世界”的對立，也有代表著“原始人性”的人物。雙方之間也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衝突。在這批有巨大影響的反烏托邦作家裡，或許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學世家，小說裡對科學技術的描寫十分到位，這樣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題。

在剛剛誕生的蘇聯，扎米京亞也創作了《我們》。和福斯特一樣，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線條地描寫著未來高度發展的技術。但對那種數字化的、高度統一的生活的恐懼感則躍然紙上。科學統治和政治獨裁之間的聯絡是隨著扎米亞京一起誕生的，此後，這種聯絡和反烏托邦的題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說》45頁，（法）加泰尼奧，商務印書館1998年出版。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頭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化初期的流水線生產似乎並無必然聯絡，後者更不是前者的必然產物。亨利福特雖然最早享受了這種新生產方式帶來的巨大財富，但終因汽車產品樣式多年不變，讓出了世界第一汽車公司的位置。到了今天，個性化、小批次生產，正在成為許多高科技企業提倡的時尚。不過，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流水線產品的單調整齊還是工業與科技留給世人的主要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四》和《我們》、《美麗的新世界》一起被後人並稱為三大反烏托邦名著。但它們的筆鋒所指稍有不同。《一九八四》主要批判極權統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