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頁)

有段名言：“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喪邦，一言也可以興邦。”丁文江講得更徹底。他有一篇演講，題目就叫《少數人的責任》。他以達爾文的生物學觀點作為依據，認為自然哺育了一種超人，即少數人，他們主宰了社會進步，“組織政府當然也是少數人的事”。同樣強調知識精英的神聖責任，胡適的興趣主要在體制外面，知識分子替代民意機關，主持正義、輿論干政。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則不滿足於“談”，他更希望“幹”，尤其到政府裡面，去履行“少數人的責任”。一旦出現這樣的機會，丁文江是不肯輕易放過的。

所謂的“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無論在東半球還是西半球，都是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不過，同樣是鼓吹“一打好人”，中國與西方的知識分子語境與重心是有差別的。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如羅素之流，他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雖然區域性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整體架構早已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場，加以修補，自然會更趨完善。但可憐的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所要對付的，是再黑暗不過的強盜政治，體制問題不解決，縱然有“十打好人”，也於事無補。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謂“精英”、“好人”不一定意味著道德上必定是聖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專業知識，有行政特長，所謂“專家治國”也。但是，丁文江、胡適他們所強調的“好人”，道德氣味極濃。胡適認為，“好人”標準有兩條，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為”，“進可以有益於國，退可以無愧於人”。胡適總算全面，還講兩點論，道德和能力都講。而丁文江，比胡適更看重道德。他最欣賞曾國藩的“原才”思想，所謂“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丁文江堅信：“只要有少數里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也就是說，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山，天下風氣就要變一變，政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為了替將來的出山做準備，丁文江甚至考慮組織一個“好政府黨”，首要任務就是進行個人的道德訓練，在道德上，儲存“好人”的資格，等等。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3）

畢竟是從小背誦“四書”“五經”出身，丁文江、胡適縱然啃了多年的洋麵包，他們的知識結構仍然是中西摻雜、新舊並存。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在“五四”知識分子的“集體潛意識”中，始終飄飄蕩蕩、若隱若現地遊走著一個傳統的幽魂，這就是儒家政治哲學中的道德理想主義——聖王精神。按照張灝的說法，這一精神的實質在於認定“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的領導，而政治領導的準繩是道德精神。因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體現在個人人格里，把政治領導交在這樣一個‘完人’手裡，便是人類社會‘治平’的關鍵”。顯然，從個人道德訓練入手“幹”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維脈向是不出“修齊治平”、“內聖外王”這類傳統路數的。

“好人政治”成為聖王精神在現代中國的翻版，這真是對所謂“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稍為有點模樣的自由知識分子運動”的絕妙諷刺！丁文江、胡適這些“五四”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識分子，竟然會不自覺地被傳統的“聖王精神”擺佈，真的以為只要將“好人”推上臺，就能建立起“好政府”。這並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烏托邦情結在作怪。千萬不要以為，烏托邦情結在20世紀的中國只是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專利，有的時候，自由知識分子也會犯烏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輕。20年代的“好政府主義”運動就是一場大發作，後來，30年代鼓吹“新式獨裁”又是一次舊病復發。並非偶然地，這兩次烏托邦大發作，都與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關。

如果真的要論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運動的發生學史，也許1920年8月1日發表在《晨報》上的《爭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內容卑之無甚高論，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廢止限制個人自由的種種條例，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結社和書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七位著名知識分子，其中沒有丁文江的名字。箇中原因如今無從考證，從丁文江的終極關懷來看，恐怕並非偶然。《爭自由宣言》雖然不及後來的“好政府主義宣言”影響巨大，卻更接近自由主義的真諦：一個連個人的基本自由都無法保障的社會，哪裡還談得上“好政府”！這兩份宣言的不同遭際，似乎暗示了中國自由主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