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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有所改善。1956年7月29日，美國國會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透過了聯邦公路資助法案，撥出250億美元用於支付美國66000公里州際公路系統（當時稱為“國家州際防禦公路系統”）中90％的投資。為此，國會透過了稅率為3％的燃油消耗稅。國會隨後對這一公路網路進行擴充套件，覆蓋了其他路線和新的州（夏威夷、阿拉斯加）。在歐洲，政府幹預經濟更厲害，最典型的是國有化運動，英國的國有化作為一項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工黨內閣制訂的。它一直被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試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工黨執政後；從1945年起；透過一系列國有化法令；把一批煤炭、電力、煤氣、鐵路、航空、電訊、航運企業收歸國有。1951年起又實行了部分鋼鐵工業的國有化。此外；英格蘭銀行也實行了國有化。到1979年5月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時；國家直接控制著能源、運輸、電信、鋼鐵、造船、宇航等國民經濟命脈部門。法國推行了一系列的大型私營企業國有化，包括航空工程、資訊科技、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領域。二戰後，戴高樂為了促進法國經濟的現代化，維護大國獨立地位不受美國支配，推行了政府指導性計劃和國有化運動，經濟增長比20世紀前半期加快了2～3倍，顯著高於歐洲國家平均水平特別是英國。與之相似，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瑞典等等，也圍繞究竟是堅持戰後社會改良，還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左、右翼勢力進行了反覆的激烈鬥爭。法國的國有企業遍佈壟斷性和競爭性行業，除涉及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之外，還包括電子、原子能等新興工業部門，以及紡織、造紙、建材等製造行業。國有企業在許多行業的比重顯著上升。1982年，法國國有企業在鋼鐵行業比重為80％，航空運輸行業為87％，在郵政、電訊、鐵路運輸、菸草以及煤氣生產方面，國有企業的控制程度甚至高達100％，在基礎化學、人造纖維、有色金屬等行業，國有企業的比重也超過了50％。英、法、意等國在採煤、電力、煤氣、鐵路、郵政、電訊業中，國有化企業佔絕對優勢。德國國有化較低，但國有企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也達到了12％。歐洲許多大公司，如大家熟悉的法國雷諾汽車公司、德國大眾汽車公司都是國有企業。雖然西方國家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干涉，但總體上還是市場經濟，與蘇聯執行的完全計劃經濟是不同的，它只是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加入了一定的計劃而已，是一種對市場經濟的改良運動。（見工業革命的擴散（十八））

戰後，各國政府不但在宏觀領域能看到政府的干預，比如使用利率槓桿等，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同時還把手伸向了實業部門，出現一些國有企業。同時福利、教育、醫療等行業大部分控制在國家手中，這與傳統的政府不干預經濟的理論格格不入，同時將社會建成高福利社會，拿美國為例，二戰以後，美國政府對經濟大力干預，不僅加強了充分就業等宏觀領域政策調控，也涉及分配領域中的社會福利、救濟、保障手段，從而導致政府福利開支的大量增加。這種“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福利國家”政策，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也給美國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其一，造成持續通貨膨脹的壓力（由於政府支出過大導致赤字，不得不靠發行新貨幣維持）。其二，失業救濟金養活了一批對工作挑三揀四的“自願失業者”，從而抬高了正常的失業基數，同時由於國家主導和人們安於現狀，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受到抑制，使創新活動有所下降，由新技術帶來的新崗位減少，因此，70年代美國的失業水平在經濟復甦後仍居高不下。面對美國的“滯脹”困境，70年代的幾屆政府一直都努力地尋找出路。尼克松政府試圖透過價格與工資管制與財政、貨幣擴張政策相結合的方式實現非通貨膨脹下的高就業目標；福特政府對企業投資實行稅收激勵措施，併發起了“戰勝通貨膨脹”運動。卡特政府以降低失業率為中心目標，擴大政府支出，加速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雖然這些嘗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能從根本上消除“滯脹”。顯然，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手段不再奏效：靠擴大政府開支解決生產停滯和失業問題只能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而採取緊縮政策則會使生產停滯和失業更加嚴重。因此，美國經濟陷入惡性迴圈，從而導致整體經濟實力趨於下降。從1970年到198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比重從25．38％下降到23．69％。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誕生。1981年1月，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共和黨羅納德&amp；#8226；里根就任總統。里根政府從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