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頁)

我對這個問題倒是有了些新想法，所以，我說：“一直在想，我在健康這個領域裡做過很多事情，也許我可以在這方面多強調一下。也許可以去醫藥公司。”

“醫藥公司，不錯，”她說，“還有別的嗎？”

“醫療物品供應公司？”

“還有嗎？”

“呃，不知道了。”

“醫院呢？醫院怎麼樣？”

我必須承認我不知道或者不記得有哪所醫院需要公關人員—這是看醫療賬單時心生憤懣的另一個原因吧。那麼我怎麼跟醫院人士建立聯絡呢？

“你有家庭醫生吧？”

我承認我有。

“那就跟她建立聯絡！”

“但是她忙得都沒時間告訴我我的血壓是多少，更別提和我談職業問題了。”

“她應該有接待員的吧？”

我承認她的確有。

“那就和這位接待員建立聯絡吧。”

我沒說什麼。我並不是無謂的驕傲，但是我覺得這個建議有點傷人。我這樣一個人，一個按我簡歷所寫是“極有經驗的專業人員”，卻需要討好一個診所的接待員，讓她給我提供職業線索？而且，更不用說這位接待員小姐看起來比醫生還要更忙亂呢。同時，金伯利繼續對我灌輸要“四面出擊”尋找關係的必要性，比如，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乘客。幾乎任何人都值得我迎上笑臉去尋求門路，除了我那些在求職世界中搜尋的兄弟姐妹。

課程結束了，我把我的冰茶續滿後，坐下來反思我對金伯利的反感，這種反感似乎已經和當前的情形不成比例了，我僱用了她，她是我的選擇；她應該幫助我，而且，當然，這無論如何僅僅是一次新聞風險，我沒有真正的情感籌碼在其中。然而，我的不喜歡已經上升到恨意的高度，如果我瞭解了這種不滿的根源，那我的整個求職過程都會大大受益，因為她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排斥我的企業世界，那種藏在歡樂面具後的深入骨髓的冷漠。實際上，“面具”這個主題在我的背景閱讀中出現過好幾次，比如，理查德·桑內特在《性格的腐蝕：在新資本主義制度工作下的個人結果》，還有羅伯特·傑卡爾在《道德迷宮：公司經理人的世界》中都反覆提到企業職能部門人員被要求帶上“面具”，就像古希臘戲劇中的演員一樣。傑卡爾說，公司經理人強調實行嚴格自我控制的必要性、要求自己用面具將所有個人的情緒和意願都埋藏在一張和善親切、面對公眾的笑臉下。

金伯利完美地發展了這種必要的虛偽，即使我不喜歡她，我的整個目標還是希望被金伯利已經掌握了的那種公司文化所接納，所以，我需要去“直面”我的嫌惡並將之克服。但是在達到那種超常的境界之前，我似乎卡在與我的年紀伴生的一個情感空間中動彈不得：我恨你；請愛我吧。

好吧，“討厭”作為一種情緒雖然存在，但是我還是必須用職業的態度來修正我的求職過程。我制定瞭如下每日計劃：

早上7∶30：起床，早餐，讀報，查CNN新聞，看有沒有重大災難性事件—恐怖分子襲擊、小行星碰撞，等等—那可能會影響我最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提醒我修改一下當日計劃。不過，我拒絕像真去辦公室那樣整齊著裝，還是堅持穿著我慣常的“類睡衣”，就是介於我穿著睡覺的T恤和下午上健身房需要的運動衫之間的衣服。

9∶00~12∶30：伏案工作，處理一天的事務—查郵件，修改簡歷，瀏覽各種全國性職位公告板，總之處理一切我想得起來的事情。幸好我註冊了亞特蘭大求職網，它們每週都給我發來一堆工作資訊，光是看郵件一項就需要20分鐘。為什麼選亞特蘭大呢？因為那兒的失業率只有4％，遠低於波士頓和紐約，再說，亞特蘭大離我家也是一坐飛機就到，兩個原因加起來足以讓它成為我的首選目標。不過，亞特蘭大求職網給我郵箱裡發來的職位資訊幾乎總是不相關的領域，例如什麼“系統管理”和“建築監督”之類，不過也倒有一些可看的有趣東西—我的“求友”們發過來的簡訊啊，求助信啊什麼的。比如特里尼塔，就給我（還有論壇裡的所有朋友）來了這麼一封悲慘的信：

踏入聯誼世界（5）

我終於找到工作了，但它竟然又是一份臨時工，沒有任何福利。被裁員後無力支付賬單的我失去了亞特蘭大的公寓，不得不搬回母親的家，我已經26歲了啊！我辜負了所有的人，但是我覺得我會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的。

從“求友”那兒得到的一些怎樣對待絕望的樸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