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頁)

還可親身體驗蔡倫古法造紙，追憶“紙聖”傳奇的一生。

在我心中，現在的蔡倫紀念園，總算對得起祖宗和先人了。

回想起來，我要感謝政協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平臺，能讓我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

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還會繼續為兩個文明建設盡微薄之力，只求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後裔和尊敬中國文明的外國人。

14傅庚辰簡　歷傅庚辰，1935年11月出生，1948年3月參軍，曾在東北音樂工作團、東北文工團、東北人民藝術劇院、中國人民志願軍文工團、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團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先後畢業於東北魯迅文藝學院、瀋陽音樂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曾任索波特世界歌曲節評委、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聯合國世界音理會終身榮譽委員、中俄友好協會顧問。

14傅庚辰

。　想看書來

我與解決老文藝家生活補貼問題的提案（1）

我與解決老文藝家生活補貼問題的提案傅庚辰1999年12月我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

上任之初我去了解協會的情況，發現協會的創始人、也是20世紀30年代黨領導革命音樂的主要骨幹之一的呂驥同志的月工資僅1400多元；我1948年3月參加東北音工團時他就是我們音工團的團長，當時他就是高階幹部，這令我感到吃驚。

在我沒到音協工作的前些年，過年過節有時我會去他家看望他。

每次去他家看到人造革的沙發裂著口子，人造革的地板格也張開了嘴，我的心情就沉甸甸的。

2000年3月召開兩會前，我們文藝界三個組的召集人碰頭。

商量政治局常委李嵐清來文藝界聯組會參加討論時發言者的名單和發言題目，會上分配我發言談兩個問題。

一是中國文藝界的地位問題。

二是國家對文化建設經費的投入問題。

為此我翻閱了許多文藝界的歷史資料，找當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李源潮瞭解國家對文化經費的投入比例。

3月4日下午開聯組會，上午我去協和醫院看望住院的音協老領導呂驥、李煥之、李德倫以及《新四軍軍歌》

14的作曲者何士德。

他們住的病房很小，除了能放一張病床之外，僅能放下一個帶扶手的椅子，著實令人感到壓抑。

尤其是來到李德倫病房的情形讓我心痛：我一進門就看見他坐在圈椅裡。

他人高馬大，把一張圈椅裝得很滿，他歉意地對我說：“我身體不好就不站起來了。”

我趕緊說“別動別動，千萬別動。”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對我說：“庚辰：這個病房我住不進來。”我說：“為什麼？”他說：“我的級別不夠。”我說：“你怎麼會不夠？”他說：“我是文藝四級相當於廳局級，而這個病房是副部級住的。”我脫口而出：“李××都三級了，你怎麼才是四級呢。”他說：“1955年一定級我就是四級直到現在沒動過，我是靠同學關係才住進這個病房的。”我感到驚訝，像他這樣著名的音樂家怎麼竟多年未調整級別呢？上級部門怎麼不管呢？

他下面的話就更令我驚訝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到延安去參加革命的。

結果他告訴我他是1936年在北平參加*地下黨的，是和×××在一個黨支部的。

×××早都是政治局委員了。

他的話令我感到震驚：這樣一位資深的成績卓著中外馳名的大指揮家，今天竟是這樣的級別，45年沒調一級。

還談什麼關心人照顧人……這次談話給我的觸動很大，這次到醫院的探視給我以強烈的刺激。

回去後，中午我就把我的“兩點意見”發言稿改成了“我的三點意見”。

加上了“要給德高望重對中國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過貢獻的老藝術家生活補貼。”在下午的聯組會上，當我發言結束時，李嵐清同志指著我說：“主席，你的話我聽進去了，但我現在還不能表態”。

散會，嵐清同志走向汽車時我追過去說：“嵐清同志，發言的時間有限，我不能講太長，有些例子是很尖銳的。”嵐清同志又說：“你的話我聽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