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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規模的爭論，爭論暴露出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女權主義（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發展程度及其侷限性。實際上，當局根本沒有采取什麼措施來保護婦女的通訊隱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員還反對試圖行使這項權利的婦女。1887年3月，《時報》要求讀者就這一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並且發表了收到的眾多來信。亞歷山大？小杜馬是一位堅決支援丈夫對妻子行使權利的人，他聲稱，“一位丈夫如果對妻子表示懷疑卻猶豫是否開啟妻子的信件，那就是蠢豬。”一位牧師還引用了教會學說：“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普雷藏澤在法律與現實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提出了了一種更為巧妙的觀點。而朱利埃特？亞當和佩爾布呂娜夫人則明確站在自由這一邊，但也有一些保留。亞當認為，日常生活與法國《民法典》是互相矛盾的，女人可以“為獲得自由不顧法律約束”，可以“與母親、姐妹、女兒和朋友通訊”。佩爾布呂娜夫人強調，法理學家的邏輯“導致的結果就是使限制婦女在婚姻中精神自由的法律得以確立”，因此，這項法律需要更改。1897年，圖盧茲上訴法院代理檢察官在法庭年會上重新審查了雙方觀點，結論卻是：丈夫的權力是合法的，大多數婦女樂意服從配偶的意願從而得到保護。在判例法中，這個問題也具有很大的爭議，其中一個涉及私人信件的保密問題，因為私人信件是不允許給第三方看的。這種保密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如果私人信件的接受方死亡，那麼發信方可以要求退回信件。法官面臨的問題就是判定丈夫是否應被視為第三方。

雖然男人經常不在家，他仍然控制著家中的一切。他有自己的房間：吸菸室，檯球室——那是他們吃完飯後說話的地方，圖書館——因為書籍和對書籍的愛好仍然是男人的事情，辦公室——孩子進去時沒有不膽顫心驚的。據龔古爾兄弟稱，聖伯夫只有在二樓書房，遠離一樓嘮叨不停的女人時，才感覺是真正的自己。即使是職業婦女在家裡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室是公共場所在私人空間中的延伸。1897年，波利娜？海格呂…熱爾高馬爾成為了一家幼兒員的巡察員，當她丈夫朱爾在空蕩蕩的辦公室做著白日夢時，她卻在餐廳桌子上整理檔案，這讓她的兒子疑惑不解。

父親的形象（4）

在沙龍里，角色進行了劃分，位置也做了標記。康德將男性與女性的角色進行了非常嚴格的定義。在維克多？雨果的沙龍里，男人站在房間中央，婦女則環繞坐在男人周圍，這可以稱為當時的典型樣式。男人在選擇房間內部裝飾時會比一般人想象的花更多的心思。根據有關禮儀的規定，當一位有教養的男人準備結婚時，他會和未來的岳母一起為新家選擇傢俱。朱爾？費裡“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花了很大篇幅訴說他希望將來與歐仁妮？里斯萊爾結婚後的新家應該是什麼樣的，包括窗簾和地毯的顏色”。費裡是個純粹的戀偶像癖，他教妻子如何穿著、選購帽子以及利用她的天然美貌。男人不僅在舞臺上，而且在家庭中對女人顯示出了優勢。富裕男人就是偉大的收藏家，他們的家裡放滿了各種收藏品，充滿了富於創意的想象。對於他們來說，內部裝飾不是用來加固巢｜穴，而是用於創造一種形象的。

維克多？雨果夢想的家就是他那個世界的中心，因此也是整個世界的中心。流放到格恩西島後，他購置了奧特維爾莊園，並親自購買、洗刷和裝飾了這個家。他妻子反對他這樣做，對她姐姐傾訴道：“我不想擁有這些地產。”阿黛爾喜歡旅遊，喜歡城市，並且清醒地意識到了根深蒂固的束縛以及她的孩子將會因沒有玩伴而被迫忍受的孤獨。“我承認，你的名望、使命感、品格使你選擇了這座你置身其中備感榮耀的房子，我明白你的家庭因你而光宗耀祖，它不僅是你榮耀的犧牲品，而且也是你形象的犧牲品，”1851年她在給維克多的信中寫道，“我愛你，屬於你，也願意服從你，但我不能做一個可憐的奴隸。有些情況下人是需要自由的。”作為家長，父親像一尊神龕裡的上帝塑像一樣坐在那裡。

雨果被兒子稱為一個“溫和的暴君”，但也可能是19世紀最為偉大的父親之一。可以說他具有父親所有的物質與精神印跡：慷慨而專制、虔誠而強大。此外，他也表現出了所有資產階級男性所具有的愚蠢、渺小和人們所說的恐懼，同時還顯示出了自私和殘酷，他寧可將自己精神錯亂的女兒送進私人療養院，也不願忍受她待在家中給家庭帶來的恥辱。說到他女兒，他這樣寫道：“不幸可能會在任何時候發生。”亨利？吉耶曼則稱，他似乎希望不幸能夠降臨一次，如果父親的名譽受到損害，他的權力就可以達到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