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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的虛偽的方式，以愚民政策來獲取民意的。政府利益是一種利益結構，其實質表現就是官僚集團及其同夥的利益實現。民意作為潛在政治勢力不可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蘊涵了認識到並開始重視民意的統治者的恐懼。歷史也證明了這些統治者目光的長遠。商業統治者將慈善行為作為拉攏聚合民意的具有統治本質的公關策略。政治統治者往往將對於某種融合了感情的理論與思想的迎合作為拉攏聚合民意的具有統治本質的公關策略。在秦始皇的時候，民意竟然被完全撂在一邊，連代表官方對於民意的表面重視的作秀都沒有了，所以秦王朝只存在了兩代便被起義當初代表了民意的民間力量的代表們推翻了。

漢王朝的時候，統治者認識到了民意的重要，開始在政治領域推行適合統治的官方文化。儒家被作為官方文化的代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學術地位。而儒家，也成為了自漢朝以來的封建愚民政策的最大幫兇。

自漢朝以來，政治家就開始學會了在陰陽兩界左右逢源。在陰的一面，他們奉行的是以官僚集團利益為主導力量的潛規則；在陽的一面，他們表現與宣稱的是所謂為民父母。

當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環境不復存在的時候，人類也將消失。當某種所謂真理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環境不復存在時，某種所謂真理也將退下歷史舞臺。後來，封建統治終於結束，儒家也告別了其由政治價值所帶來的一貫所居的崇高地位。取代儒家的，是另外的學術。

在大災害來臨的時候，統治者為什麼要救災呢？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裡，統治者也仍然救災。統治者主要是出於對社會*的恐懼。社會*將要帶來的對於自身地位的極大威脅是他們所恐懼的。至於救災時候的討好民眾、獲取民意的各種表現，那是他們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出於他們願意施捨願意獻身的善良無私。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果然如此？

在免去農業稅的時候，人們開始歌功頌德。但工業反哺農業早就已經成為各國趨勢，這是由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小農經濟的效率低下，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農民更是身有所感。以英國等發達國家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中國的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就業人口，一千萬還綽綽有餘。那麼，多出來的那幾億人，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性質呢？不過是國家的失業人口而已！事實上，農業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社會趨勢。但在人口流動的同時，城市卻並不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這個社會趨勢帶來了很大的社會問題，城市的治安惡化，就業形勢的嚴峻等等。而更為嚴重的，農村地區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的撂荒問題也突顯出來。隨著撂荒問題的出現，原本存在的農業稅尾欠問題也變得日益嚴重，而國家糧食危機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加大。由於農業稅收取的難度的加大，農業稅在收取的同時，潛在成本很大，在當年的很多地區，已經成為一個成本大於利益而又不得不為的事情。更為突出的是：農業稅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幹群矛盾與幹群衝突的主要根源。在決定免去農業稅的時候，從政府利益方面，已經可以下定論，農業稅，是弊大於利的。而趨利避害，就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政府必然的選擇，且不只是免去農業稅而已，還需要鼓勵扶持國家的農業經濟與農村人口。這都是在經濟規律與社會效應的作用下必須要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否則就將危害到政府利益。

在官僚主義的國家，存在一個官僚集團利益與民眾利益博弈的過程。那個過程並不會給民眾帶來他們所真正要得到的。

在所謂政教合一及類似的國家，當民眾在被欺騙與愚弄下，在官僚集團實現自身利益與損害民眾利益的同時，往往很可笑的是，民眾竟然被人賣了還幫著人數錢，就要被人宰了還幫人磨刀，表現的比獲得了非法利益的官僚還高興。這存在於中國歷史上的荒唐的民眾表現，只能因民眾的覺醒而消失，否則就將永遠的持續下去。正所謂：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乎！

既不壓制人，也不受人壓制的人，其實是並不存在的。在一個個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裡，還算清醒的人們唯一的正道就是往上爬，巴望著成為了主子，就可以去奴役別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秋來野草枯黃，且被野火燒過，有的還可待來年重生，有的卻只留下物質的灰燼。人類的個體生命死亡以後，被燒為灰燼，留下的也就那點物質的灰燼了。這個世界，能有什麼給予惡人的報應呢？只圖現世安逸了！

事實上，在一個非公有制的社會，在一個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預設的社會，政府從不代表民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