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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與人生的價值

從叔本華那裡，我看到了哲學的輝煌。作為當時德國極為顯赫的大家族的後裔，叔本華並不缺少物質財富。然而，在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叔本華所擁有的是巨大的精神空虛。他需要哲學來為他填補那一種空虛。

從維特根斯坦那裡，我看到的是哲學的死亡。二十世紀及其後的許多大思想家不再願意自稱或被稱呼為所謂的哲學家。二十世紀以來，哲學日見其衰，而從原有的所謂哲學中發展出來的分支科學日益昌盛。許多著名的心理學家、精神病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專攻數理邏輯的數學家產生併成名於二十世紀，從原有的所謂哲學中發展出來的分支科學將本已經被文藝學和自然科學瓜分了一部分的所謂哲學瓜分殆盡。

從叔本華、維特根斯坦等人那裡，我所看到的，是一座一次性使用的橋樑。

橋樑寓意了哲學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價值與地位。橋樑也寓意了他們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價值與地位。

橋樑是歷史的陳跡。我們常常回到那些橋樑。在一些橋樑上，我看了功利的嘴臉與內心及其對於權勢的趨附，不由得產生一種厭惡，雖然那並未影響橋樑的歷史價值。

拋開歷史價值，那些橋樑還能剩下點什麼？

拋開歷史價值，就什麼也沒有了。

但許多橋樑還有著另外的價值。

作為橫亙於人類思想史上的兩座橋樑，叔本華和維特根斯坦，他們的文字、思想無疑已經過時並隨著時間的延續而被遺棄，但他們都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而為後世的人們不斷提起。

蘊含於他們人格魅力中的價值，才是永恆的真理所在。

維特根斯坦對於物質財富的蔑視，為世人所共知。他一生都過著簡樸的生活，那並非因為他本來就貧窮，一直都貧窮。

1913年，將近24歲的維特根斯坦失去了父親，也繼承了一筆巨大的遺產。但次年他就透過某雜誌匿名將其中的10萬克朗捐助給了十幾個貧困的奧地利藝術家。

1919年8月，維特根斯坦從設在義大利的一座戰俘營中獲釋，一回到維也納，就將自己名下的鉅額遺產全部贈給了哥哥和姐姐。

在一個物質社會，蔑視物質財富的精神是可貴的！

維特根斯坦對於寫作的認真及對於形式的蔑視，是極為可貴的。在這種認真的態度與蔑視的態度中，包含了他執著於精神追求的可貴人格價值。

儘管他不願意被誤解，但他在寫作的時候並不怕遭遇誤解。誤解他的人很多，包括至今健在的一些知名研究者，甚至包括給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邏輯哲學論》撰寫長篇導言的羅素。

福樓拜曾經說：“文學界不管發生什麼；都與我無涉。我將一如既往，只為自己寫作；只為自己一人寫作。”福樓拜從不將寫作看作為謀取社會功利的手段。作品本身就是他所謀求的功利，他所要謀求的，也只在於作品之中。

阿斯塔菲耶夫說過：“寫作需要的是全副心靈，而不是趨附時尚，不應該在文學中尋找地位，而應該從中尋找自我。”那些趨附時尚的寫作者，不能認識寫作的真正意義，最終將被新潮流淹沒。

從卡夫卡那裡，我發現：寫作是將自己關閉起來以後所開啟的一扇只有自己能夠進入的門。

我發現真正偉大的作家都是一些像記日記一樣寫作的作家。他們從不考慮所謂的讀者。

Ralph　Waldo　Emerson則乾脆這樣說道：The　landscope　belongs　to　the　man　who　looks　at　it。

維特根斯坦曾經說：“貪圖功名是思想的死亡。”“幾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對自己的獨白，我所說的種種事情都是我與我自己的密談。”對於寫作的認識，維特根斯坦與許多偉大的作家有著同樣的睿智。在他們看來：文字的表達只是為接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為接近讀者的理解。能理解的人們自然能理解它們。

沒有視覺的盲人，甚至不能想象色彩，不能想象女人的美麗，能透過觸覺來感知、想象果實的形狀，卻不能想象所有植物的全貌。盲人面對視覺藝術的處境，正如許多人面對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和思想文字的處境。

歷史上，許多政治家都是說一套作一套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政治家所說的話和他們的書面文字來分析一個政治家的真實內心思想和真實作為。虛偽的政治家的寫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