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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毛澤東此後反覆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蹟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劉少奇插話：“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話：“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11月21日　武昌會議

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絃的危險

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在武昌會議決議中加入以下話：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11月

找吳冷西談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