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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惡人當道，只需要清除惡人，便可以改變現狀。他們中的一些所謂道德志士和有影響力的文人名家，竟將改變國家現狀的希望寄託在崇尚道德、宏揚儒家的國家大道的風行，他們希望正派人士能夠徹底挫敗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他們希望皇帝能夠在他們的批評下以民為本。

但當幾乎所有百姓的希望都破滅，所有百姓都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團結起來造反，從而推翻了前人的*，建立了新的政權。那個新政權，好象是成為了百姓們的政權了。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百姓們仍然是相對於政權掌握者的弱勢群體。百姓們一懼憚于軍隊，二懼憚於官吏與公差。凌駕於他們之上的，是一個有組織性的利益結構，他們仍然是被奴役的群體，只是他們仍然不知道自身正被奴役。他們知道的只是：他們收取賦稅天經地義。他們或者還知道：有一些官吏很*。但是他們永遠不敢去想，也沒有權利，從來沒有絲毫權利去清楚的瞭解：那一個政權組織，到底取之於民幾何？又用之於民幾何？他們所取之於民的，到底用於何處？而這正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有組織性的奴役與少數人的*之間本質性的差別所在。沒有監督政府財政的權利，正是他們作為弱勢群體最大的弱勢所在。於是乎，賦稅所得被用於建立妄圖永久性剝削、欺壓、統治和奴役他們的工具。

黑暗的時代中，衙役們作為主要的統治工具成為統治階級惡霸的主體。然而，如果不肯同流合汙，很多現任衙役就是被衙役管制和欺壓的物件了。一個人還好，要是有家人，怎麼養活家人？工具不過工具而已，打倒工具有何意義？只要支配工具行兇的社會組織結構和利益分配模式還在，工具們總是前仆後繼。

然而，工具們前仆後繼，使得工具們前仆後繼的被統治者因此而付出代價，這一切，都是無關於統治者而只屬於被統治者的悲劇。

於是乎，利用被統治者壓制被統治者，被統治者沒有殺死統治者，卻殺死了迫於生活壓力而不得不幹走狗和幫兇的被統治者，是統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悲劇。。。。。。

歷史上，那樣的悲劇無數次的發生著……

在那兩個故事中，鄉民們砸壞損毀的財物，後來當然是使用國家稅收予以重新制備，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當我想起那兩個故事的時候，我總是不免懷念起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毛澤東。

六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曾對他的一位親戚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誰要是搞*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人類作為強勢生物統治地球的後果是，人類越來越多，動物越來越少，很多動物甚至絕種。官僚作為強勢人群統治的後果是，官僚的等級制將不被質疑不被反對。殖*義有多種，美元殖*義、商業家族殖*義、政治集團殖*義，在每一種殖*義的背後都是一種利益集團。精於史學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有這種官僚主義的文化基因，將官位看作為利益的來源而非奉獻的機會和責任的歸屬。

保羅。斯威齊認為，歷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後都無一例外地發展成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奪取政權後，就成為既得利益者而趨向保守。而且這種保守很容易導致舊的權力結構的再生，即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將重新使社會分裂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久而久之，一個開始時富有活力的、相對開放的革命後的社會變成一個跟它大不相同的東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於完全相反。”——其實，這就是後來被妖魔化的*的由來。

毛澤東在書寫“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的時候所確立的*精神是：共產黨的合法性來自於於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毛澤東這五個大字，簡單的將提供行政、司法、立法等公共服務的共產黨所主導的人民*專政之政治系統定義為為人民服務集團。在深刻理解這五個字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明瞭的是，在毛澤東的內心，如果名稱為共產黨的假共產黨或只是在組織上加入共產黨的假共產黨，在實際上，表裡不一，掠奪、奴役人民，站在殘酷剝削奴役人民的資本家一邊，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他們就異化為一個非法的集團，異化為一個*的集團，異化為一個犯罪團伙。在這個集團的成員，有違這個集團宗旨的時候，就是*的。在他們*的時候，就需要反*。

我曾經聽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