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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立了民進黨，特務非常緊張，要求抓人。他一言不發，一字不批。關於黨禁的問題，有些學者還說要制定政黨法，蔣經國也不理，他說：“政黨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黨法不政黨法。”這話是對的。

蔣經國跟我的幾次談話，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增進了解。蔣經國不大相信書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見，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見，能談談話已是很不錯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後，願意在蔣經國基金會服務，紀念這一位有彈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評論殷海光，我必須從《自由中國》說起。老實說，這一個刊物，威脅不了老蔣政權，臺灣風雨飄搖，老蔣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華、臺大這一系統的人作“異議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異議和分歧會使得人心混亂。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後來演變成“*”力量。李萬居是當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國》是自由分子力量。實際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華系統下來的人，他原是國民黨的人，也很不單純，這個人不是純從自由的理念出發。當年在重慶，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來往。他可能有另樹一幟的企圖。他為人深沉，也很有計謀。當年在南京行憲的時候，立法委員跟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多由他挑選候選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國民大會”，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個政治人物，比胡適先生複雜多了。殷海光是筆桿子，是雷震用來衝鋒陷陣的。

國民黨是一黨專權，要加緊掌握權力，所以對知識分子非常鉗制，殷海光就在這時候倒黴。我教書的時候，跟殷海光來往頗多。他的自由主義，非蔣氏政權所喜，學校訓導處不讓他上臺演講。有一回，我氣不過，自己辦演講會，請他坐在臺上替我講，他的演講很有煽動力，其實現在講起來很膚淺。我是尊重他的人品，並不在意他的學問。殷海光的骨氣勝於學問，但當時只有他硬撐著一股氣，所以大家把他當作自由主義的標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氣。

殷海光一輩子標榜自由思想、自由主義，到了晚年，他受捧之餘，不免自負是大師，這是與自由主義矛盾的。他相信一個學說，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這也不是學術應該有的態度。可是他與專政做抗爭，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第五章 思言時代（5）

殷海光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有不足之處，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有些東西是相當有問題的。他對史料不熟，對發展過程也不清楚。他以為搞數理邏輯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數學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邏輯學，以為數理邏輯是邏輯學的登峰造極，可是他的數學造詣，並不夠用，這就是他的盲點。我們不能去責備他，他有他的侷限。五四時代，蔡元培先生的“殺君馬者，道旁兒”一語，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國》時代，沒有人像殷海光寫得這麼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樣，李敖是罵人，殷海光是罵政權。這當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鳴：“自己不敢說，他替我說了。不是因為他而曉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麼想，他替我說了。”

當時，殷海光身邊匯聚了一批學生，像張灝、林毓生、陳鼓應、陳平景等，後來都各走各的路。他對學生很好，學生離開了學校，他也一直跟他們通訊，問他們新的知識。他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我寫了書評，他很不高興，我是覺得做朋友應該盡直言的責任。張灝是完全理解我這種心情，張灝對殷海光還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資源根本不夠用。但是後來臺灣有一批人，打著殷海光的旗號，對他們來說，殷海光就是聖人。他們跟張灝、林毓生又不一樣，張、林二位是好朋友，現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張灝的文章非常紮實，學養非常好，是非常嚴謹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積學的學者。我和陳鼓應不熟，我對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後來到北京大學待了一陣子，我記得他是從做尼采開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於是軟禁，可以進出，但是總有人監視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對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學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個禮拜去看他一次。門口有個餛飩攤，是特務擺在那兒看殷海光的。我曉得這個特務是幹什麼事情的，他也不攔我，看見我這麼一個常客，還會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發牢騷。他說：“有什麼好書？”我便告訴他。他常用的口頭語：“棒不棒？”我回答說：“書沒有棒不棒這個事情，每本書都有它的特殊處，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