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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是一黨*，要保持專政，所以對知識分子非常鉗制。他們把“中央研究院”和臺灣大學的自由分子當作打擊物件，目的是要把臺大奪掉，奪給他們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錢思亮送到南港，讓王世傑辭職。

王世傑是一個很能幹的公務員，一個很好的學者，做事非常心細，也是非常有骨氣的人。他對蔣介石不肯屈服，蔣介石不喜歡他。蔣介石有時候批個東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給蔣介石，蔣介石氣得撕掉，他撿起來，貼好了再送回去。蔣介石受不了他這一點。他和“總統府”等於是決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總統府秘書長”，不能開革他的“院士”。

當時撤掉王世傑的理由是特務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權力轉讓給陳納德，因為那時候飛機在香港打官司，臺灣方面在香港的立場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陳納德去打官司。飛機打回來，也沒有拿走，二十幾架飛機在香港機場爛掉，就以非常便宜的價格，賣出去了。特務說王世傑貪汙，說陳納德得了一筆財富。其實陳納德沒有得到財富，是民航隊得到了航權，民航隊沒給王世傑一文錢。

第五章 思言時代（2）

這些全面性的對抗，就是北大、清華系統轉移到臺灣之後，和國民黨的力量的對抗。從“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到許倬雲，從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到沈剛伯到許倬雲，我的上面一堆大頭，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蘿蔔頭。但是小蘿蔔頭首當其衝，鬥爭非常激烈，我三十三歲就血壓高了。

1960年代的氣氛真是令人窒息。學校裡鋪天蓋地都是國民黨的成員，也有保護自由分子的人。陳雪屏先生是黨部秘書長，他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張群跟陳雪屏私交很好，張群跟王世傑私交也很好。王世傑、張群、陳雪屏幾個人結成一條戰線，儘量保護自由主義者。

臺大歷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剛伯先生、劉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較自由。姚從吾、吳相湘是國民黨的信徒。李守孔是姚從吾的學生，在臺灣大學所謂知識青年黨部，就是特務組織的一個分支，他們這批人和國民黨的力量常常糾纏不清。姚從吾從外面看來是道貌岸然，白髮蒼蒼，書呆子一個，實際上頗不簡單，在西南聯大的時候，他已經跟自由分子對著幹。西南聯大有任何事情發生，他總是在憲兵司令部開會。

為此，我不喜歡姚從吾先生。也許有一點偏見，因為我知道他在西南聯大時忠於國民黨，聞一多的犧牲，他要負一點責任。我一直對他不喜歡，他對我也不高興，因為我看不起他。我覺得他品格有問題，學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來做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濟之，打沈剛伯，他以國民黨的立場來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沒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後來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聰明有餘，沒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間很不愉快，因為他說謊，偷書。他把姚從吾先生房間的書偷出去，賣掉了，有一個美國的學生在街上找到一本書，有臺大歷史系圖章，送過來給我，說這是李敖賣出去的。等到李敖要畢業的時候，我不蓋圖章，所以他沒畢業。

後來李敖和余光中、蕭孟能都交惡了。蕭孟能先生出國，把保險箱鑰匙交給李敖，李敖把蕭孟能的畫都拿走了。他蓋了圖章，拿《文星》的版權統統轉移給他自己。多年以後，我從美國回臺，蕭孟能恰巧同飛機，蕭先生抓著我的手，在飛機上講了很久很久。蕭孟能捧李敖出來，信任他，當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裡的字畫偷掉。李敖對不起蕭孟能。

《思與言》

從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個人生階段。前面所受的訓練教育環境，都是為三十歲以後做準備，所以孔子說“三十而立”，有道理。立不是建功立業的立，是求自立的立，不跟著人走。我立的方向，應當和同年齡在臺灣一路長大的人立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我前面受到一大堆外國思想的衝擊和影響，也和許多留學生的立不一樣，他們是在學問裡立，我在做人裡立。我讀書以外，做人，處事，關心社會，關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我一回臺灣，老朋友胡佛、李亦園就找我，說：我們知識分子在今天應該有所作為，我們不能放任一黨的錯誤方向，我們也不走共產路，但我們都有社會正義、公平的思想。所以，我們就成立了“思言社”。這個社要發表刊物，先成立社，宗旨是在討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專業工作之中，替中國找一條路。我們五六個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個*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會福利國家”，在國共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