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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分子以為，國家搞得一塌糊塗，就是因為執政的是外來者，滿人的帝制。在日本，幫孫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幫會，幫會是希望籠絡孫中山，借孫中山幫助他們進行東亞聖戰，但是自由分子幫孫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鳴。孫中山下面一步是蔣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澤東，所以一系列下來五個階段，都是一貫的民族主義。

我們那時候大多數的學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變成地下黨了，晚上活動，不讓我知道，因為我不能活動。那個時代左傾是一種時髦。

在抗戰之後，我們曉得要有大變了，因為在大戰之後，師老兵疲，人無鬥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園。大家對內戰非常厭惡，希望早日過去算了。當時有一句話是“窮則變，變則通”，而事實變成窮則變，變則不一定通。大家對共產主義有期望，宣傳很重要，內外都是如此，西方來的記者像斯諾、白修德，到了重慶不能理解中國會撐下去，一到延安，就覺得中國的希望在那裡。

蔣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軍閥都不聽他的話了，馮玉祥老早跟他翻臉了，張學良關起來了。廣西部隊放在湖北，他管不住。雲南龍雲根本就不聽蔣介石的話。老蔣這個人性格很自負，也很倔強，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運用特務，加強了控制。這是錯誤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戰勝利以後，共產黨佔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軍以外，基本上沒有基地。國軍厭戰，老百姓盼望平安，沒有人願意打，士無鬥志。國民黨第一次法幣改，第二次金圓券，整個經濟崩潰，這兩次使得民心盡失。那麼，知識分子推波助瀾，自己的怨憤之氣，轉化成要求國家改革。

我天天看報紙，一天出兩三版的和談訊息。我們希望兩邊談出結果來。共產黨間諜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國的馬歇爾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協商，周恩來、鄧穎超、吳玉章等七個人簽了字。這是*自己提的議案，反過來要求*執行，黨退出軍隊，黨退出學校，全民選舉，議會政治，共產黨控制地區編入獨立的師，國民黨控制地區編入獨立的師。若干年的軍隊國家化，也許情形會有變化。

我父親當時覺得留在大陸肯定活不成，因為他的官階比較高。他的海軍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識形態上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如果不做軍人，不做官，做學者，比我好。

第三章 臺灣大學（1）

從外文系到歷史系

我二姐許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學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歲就成為大律師。他們知道不能留在大陸，因此請調到臺灣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從上海帶我和許凌雲到臺灣。我們坐海船過來，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來得很晚，1949年幾乎最後一班船才到臺灣。我大姐許留芬和她丈夫王純一已經在臺灣了。我姐夫王純一在糖廠工作，我們就住在糖廠宿舍。王純一的孫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們作為流亡學生徵選去插班，我插到臺南二中，讀高三下，三個月就畢業了。那個學校程度跟輔仁中學差太遠了。

1949年考臺灣大學時，方東美的太太替我報了名，因為她的兒子跟許翼雲是中央大學附中的同學。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學，比我高一班。讀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許倬雲手腳不好，讀外文，將來在家裡翻譯也可以過日子。”她出自好意。

我上過方東美先生的課。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嚴峻，沒有親和力，講課是不大管學生聽不聽得懂，一輩子沒有教過什麼真正成材的學生。他的學問自成體系，是傑出的哲學家。我跟他家裡來往不多，因為我們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們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親，對學生很慈愛。

因為我知道輔仁中學是好學校，當時在江南地區，輔仁中學的學生沒有考差的學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華，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會考上大學。但是沒有料到，我的數學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藍皮的數學題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說一樣看。我的文科成績，也引起老師、校長的注意。

臺灣大學成立之時，臺北帝國大學留下的教室和裝置都在。此前臺北帝國大學規模不大，是日本人在臺灣的孩子上的學校，臺灣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孫，是日本殖民社會的精英。臺北帝大在當時日本大學當中，只能算二三流。臺北帝大的特點是：醫學院小而好；還有一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