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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當時一位傑出的學者——是陳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陳映真認為余光中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像談《狼》文那樣令人激賞，而是使人感到遺憾與悵然，因為余光中的確把告密信直接寄給王升，其根據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時皆以“老師”稱胡秋原先生和徐復觀先生）在一次閒談中，說起餘先生把材料給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證陳映真有的“新馬”思想為何物，就教於鄭先生，鄭先生不以餘先生的說法為然，勸王升不可興筆禍，並公開獎勵有成就的鄉土作家。結果是沒有筆禍，但也沒有獎勵。77

所謂“密信”不僅告發陳映真，而且還牽連到一位姓顏的教授和一位現在成為*派的姓謝的藝術家。其實，陳映真只是聽鄭學稼（後又說是鄭的學生）的轉述，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即使這樣，陳映真對余光中文章的標題也有意見：

我從別人引述陳漱渝先生、從鍾玲教授和餘先生的來信中，知道餘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為餘先生高興。沒有料到的是，餘先生最終以略帶嘲諷的標題“向歷史自首？”的問號中，拒絕了自己為自己過去的不是、錯誤憂傷“道歉”的內心美善的呼喚，緊抓著有沒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細節“反撥”。這使我讀《向歷史自首？》後感到寂寞、悵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釋懷，反省是否我堵塞了餘先生自我反省的動念？78

余光中和陳映真在反對*方面，沒有根本的分歧，但兩人的歷史積怨太深，故余光中給自己向歷史自首打了個問號，陳映真由此覺得對方缺乏“自首”的勇氣和誠意，因而這場論爭無論是稱“陳映真事件”還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遺憾和懸念讓人猜想。

不管結果怎麼樣，這次余光中、陳映真的對話畢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對坦誠面對歷史，逐步達到諒解，“彌合傷痕，增進當下臺灣民族文壇的團結，當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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