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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過去習慣於小心審查，控制不期而遇的事情，但現在他們不得不巧妙的回答那些來自網路，由卡通角色以及穿著各種愚蠢西服的人們提出的問題。YouTube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演講，Google讓所有候選人都無法否認過去所做的事情以及講過的話。只需幾秒種，任何有膝上型電腦的人都能查到候選人過去的職位，再花幾秒時間，就能說出那些扭曲的事實，或者遍佈整個網路世界的那些關於他過去自私自利的記錄。無論候選人喜歡與否，坦誠的文化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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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權者說真話

那些能讓人自由的真相，往往是人們不願意聽的。

——Herbert　Agar，《偉大時代》1942年

2002年，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辛西婭·庫珀和FBI的科琳·羅利，因為敢於對各自機構的高層直言進諫，獲得了《時代》雜誌“年度人物”的稱號。正如《時代》所報道的，這三位榮耀的員工並不阿諛奉承，也不是為了出名，她們不想成為告密者，三個人——首先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是冒著丟掉工作和事業的風險做這些事情的。令人傷心的是，他們提醒上司，公司有嚴重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但老闆充耳不聞，不僅如此，這些女性還因為她們試圖挽救組織的行為而被邊緣化、疏遠、嘲諷、甚至惡語相向。那為什麼他們還敢對當權者說真話呢？動機各有不同，但她們三位採取行動的原因都是因為看到的是不得不說的道德危機。用馬丁路德金的話來說，“當我們開始對重要的事緘默不語的時候，我們的生活就要走向滅亡了。”

接下來四年多的時間裡，美國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前部隊總指揮官埃裡克·辛賽奇以及白宮經濟顧問勞倫斯·林賽大膽地向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員說了真話，之後也遭遇了和沃特金斯，庫珀以及羅利相似的命運。的確，幾乎在所有的社會組織中——家庭，體育隊，學校，企業，政府以及非盈利機構中——不顧權勢等級，對比自己級別高的人說出令人不快的真話，這種經歷有時是很恐怖的。儘管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直接接觸過類似安然公司那種規模的欺詐，但幾乎所有人都曾對那些令人憤怒，鼓起勇氣才能與之對抗的出頭鳥產生過報復的怒火。90年代，我曾參加過一個研討會，在會上我對拉姆斯菲爾德提出的一個主張的事實依據大膽地表示質疑，那時他還在一家公司做執行官。他跟在我後面，帶著徹骨的寒意說，“沒人敢質疑我！你知道嗎？！”接著他補充說，“我不會犯錯！”語氣堅定不移。幾小時後，我仍然不寒而慄，瑟瑟發抖。不久後，我知道了他想把我趕出公司的事。

對當權者說真話也許是所有倫理挑戰中最古老的。當然，它是牽扯到個人安危的最讓人害怕的事之一：從最初的人類到相對較近的種族首領，部族長老，國王，暴君，元首，黑社會頭目，典獄長，街霸……都是靠暴力統治的。質疑他們的決定，無疑是拿生命做賭注。在2006年的電影《末代*者》（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中，一個年輕的英國醫生被描繪成一個鼓起勇氣對抗伊迪·阿明（前烏干達總統）的人，在那之前，他一直對阿明的卑鄙行徑視而不見，忠心耿耿而且很“識時務”。和大多數對抗阿明的烏干達人不同，這個蘇格蘭人死裡逃生，但他還是遭到了暴君手下惡棍們的恐怖摧殘。

古已有之的問題

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世紀寫的戲劇《安提戈涅》，很大的一個主題就是講對當權者說真話的危險。沒錯，這部戲劇就是現代俗語“殺死信使”的來源。書的前半部分有一個情節，在克里昂國王的衛兵中，要抽籤選出一位不幸的人，由他來告訴陛下：不僅他的侄女（準兒媳）違反了他頒佈的法令，而且——在國王眼裡這個要更糟糕——百姓團結起來支援她。（抽籤）輸了的衛兵連呼吸都困難了，他知道“沒人喜歡帶來壞訊息的人。”克里昂最初懷疑衛兵這麼說是因為有二心，之後在展示了一番令人害怕的傲慢和狂妄後，他十分不情願的宣佈，因為他是國王，上帝很明顯是站在他一邊的。

這部戲劇的美國讀者不由自主的會想到理查德·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水門辯護，“同樣的事，如果總統在做，那就是合法的。”克里昂不願意聽安提戈涅解釋她為什麼違反法令——畢竟她是一個女人，在那個男權社會，她的話很容易被輕視——同樣，克里昂也拒絕聆聽大眾的聲音，他認為那是軟弱的標誌，繼而還會成為對他權利的威脅。最終，克里昂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