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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勞特本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不是飛行員，也沒去太平洋地區。他是個中尉，做過歐洲戰場陸軍野戰炮兵的先遣偵察員，掛著望遠鏡，帶著報話機，跟隨步兵甚或走在他們前頭。他告訴後方的炮兵部隊，彈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東西應該落在什麼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沒有發過大慈大悲，據他自己說，他認為也不應該慈悲。我在二○○一年離宮作家度假村的海濱野餐會上問他，他在戰爭中幹過些什麼，他把這場戰爭稱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殺”。

他不帶一絲悔意地說：“在一場彈片的暴風雪中，我讓德國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間變成了夾心三明治。”

“喬伊的驕傲”上的飛行員讓飛機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飛機下仍然掛著那枚紫色的操他孃的傢伙。飛行員朝著巴那魯魯返航。“他就是這麼做的，”特勞特寫道，“因為他母親一定會希望他這麼做。”

在後來的絕密軍事法庭審判過程中，有人說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後仰。為此法官重重地敲著木槌宣告，受審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開玩笑的”。引起鬨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對空軍基地人員的作為進行的描述。他說，當“喬伊的驕傲”帶著那枚高於跑道地面僅一英尺的紫色的攆他孃的傢伙準備著落時，基地的人從窗子裡跳出來，都尿了褲襠。

“各種各樣的車輛混亂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爾戈·特勞特寫道。

然而，法官剛剛恢復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開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魯魯、軍事法庭、“喬伊的驕傲”和未經使用的核彈等等一口吞沒。

第四章

優秀的德國小說家和繪畫藝術家君特·格拉斯①得知我生於一九二二年時，對我說：“在歐洲已經遇不到你這樣年紀的、你可以與之聊天的男性了。”在基爾戈·特勞特和我參戰的年月，他同埃利·韋瑟爾②、傑賽·柯辛斯基③和米洛斯·福曼④等許多人一樣，還只是個孩子。我算是幸運的，出生在這裡而不是那邊，來自一個白人血統的中產階級大家庭，我墜地的屋子滿是書籍和圖畫。這個大家庭現已不復存在。

今年夏天我參加了詩人羅伯特·平斯基①的朗誦會。在會上他帶著說教意味，對自己這一輩子生活比常人好了許多表示歉意。我也應該這麼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巴特勒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言的機會，對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謝。我說：“如果再讓我活一次，我仍然選擇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家醫院出生。我仍選擇離這兒大約十條馬路的北伊利諾大街四三六五號度過我的童年，仍然甘願成為那座城市公立學校的學生。

“我仍然將在巴特勒大學的暑期學校選修細菌學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壞的部分，一切曾向我敞開的，也都向你們敞開。如果你們留心注意，就會發現這一切：音樂、金融、政府、建築、法律、雕塑與繪畫、歷史、醫學、體育，各種各樣的科學門類，還有書本、書本、書本，還有老師和行為榜樣。

“人會如此精明，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愚蠢，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善良，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卑鄙，真是難以置信。”

我也教誨別人。我說：“我的叔叔亞歷克斯·馮內古特教給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東西。他是個哈佛大學畢業的人壽保險商人，曾住在北賓夕法尼亞大街五○三三號。他說如果事情進展非常理想的話，我們就一定要注意到它。

“他指的並不是轟轟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場合：也許是炎熱的下午在樹陰下喝檸檬水，或者聞到附近麵包房飄出的香味，或者悠然垂釣但並不在意是否釣到魚，或者聽到隔壁屋子裡有人獨自優美地彈奏鋼琴。

“亞歷克斯叔叔讓我在遇到這樣心靈感受時太聲喊出來：‘真是美妙之極！’”

另一方面我也很幸運：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筆墨在紙上講故事是美國主要的行業。雖然我那時已有妻子和兩個孩子，我做了一個很有經濟頭腦的決定：辭掉有醫療保險和退休待遇的通用電器公司公關員這一工作。我把小說賣給《星期六晚郵報》和《科利爾》等週刊，能賺到更多的錢。

它們充斥著廣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說和懸念很強的連載故事。

這幾家是我的產品出價最高的買商。還有許多其他雜誌亟需小說，因此短篇小說市場就像一部彈球機。我把一篇小說寄給我的代理人後，心裡明白，儘管它可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但最終總會有人願意付或多或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