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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發生什麼了，我勉強笑了笑，說：“沒什麼！”

回到賓館我開啟電腦，今天發回的關於怪病女孩的訊息，分量應該重一點，篇幅也就長一些，可我方寸已亂，還哪有心思寫稿子啊。但沒心思寫，也得寫，要不怎麼交差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終於把一篇跟蹤報道寫完了，但思維錯亂的結果，連我自己讀起來都覺得邏輯有問題。我也管不了這些了，就連同圖片一起發了回去。

袁泉剛給我打完電話，讓下樓吃飯，主任孫燕的電話就打過來了：“方舟，你今天怎麼搞的？稿子寫得那麼亂，這可不像你的風格呀！”我支吾地，就編了瞎話：“哈，北京太乾燥了，來北京的人又那麼多，空氣裡撥出的全是二氧化碳，我也不知道是有點脫水還是有點缺氧，反正很不舒服，心煩意亂的！”孫燕竟真信了：“是嗎？不至於吧？那行，稿子我給你改改吧，你多注意身體，多喝水，街上不是有氧吧嗎？有空閒就多去幾趟，等回來我給你簽字報銷！”

夜裡我還是做了噩夢，一個接著一個的連環噩夢，一會趙婷和方東方的，一會趙婷和歹徒的，但我竟然沒有駭醒，想是噩夢做習慣了吧。早晨七點的時候，通知吃早餐的電話把我吵醒了，兩隻眼睛很艱難地才睜開。我一夜沒醒，可也沒休息好。

天陰著臉，但好像不會流下淚來，就一輛麵包車拉著我們趕往天安門。路過東長安街的一個報亭，我讓司機停下來，下去買了女記者所效力的那張報紙，坐回車上翻了半天，終於在第八版找到了我的影子，黑白的，我咧嘴傻傻地笑著。和我坐在一起的袁泉也忙伸過頭來看：“恩，我還行……好像把你拍胖了！”我笑了：“是，是有點兒變形！”袁泉卻忽然說：“那姑娘怎麼樣？正點吧？”我就愣了：“什麼姑娘呀？”袁泉就指著報紙上女記者的名字。我就笑了：“還行，可……我可沒那意思！”“喜歡就追呀！”袁泉說完，又附在我耳根子上小聲說：“我同學也是記者，你們當記者的都挺色的！”我瞪大眼睛看她，她笑著，沒想到她開朗到了這般程度。

站到天安門廣場上，怪病女孩就興奮起來，課本上讀過，電視上看過，今天卻身臨其境了。趕過來的記者沒幾個，拍了照片，便向袁泉瞭解醫院方面的情況，袁泉告訴他們：“還在等醫院會診的通知，相信不會太久，就這一兩天吧！”他們就又走人了。我正納悶怎麼不見那個女記呀，老遠的見她和那個男攝影記者走了過來。

男記者為母女倆拍照，女記者就直奔我來了，我笑著揚起手裡的報紙，剛想說：“看你們把我美化的？！”　女記者卻搶在我前頭開了口：“方舟，我們主任要找你呢！”我愣了：“你們主任？找我？”“是呀！”女記者邊說邊掏出小本子來：“你手機號多少？”我就告訴了她，她記下來。“你等一下！“女記者說著，又掏出自己的手機撥號，顯然是通了：“主任，是我……對呀，要來了……他呀，就在旁邊呢……好！”女記者忽然把手機遞給了我。

我接過手機時，有點兒發矇，電話裡的這位主任姓什麼，叫什麼，是男是女，我一無所知啊！我把手機貼在了耳朵上：“主任你好！”手機裡突然咯咯地笑起來：“方舟，你聽不出來我是誰呀？”她這麼一說，我還真覺得這聲音似曾相識，可還是對不上號。“是有點兒耳熟，您是……”我疑惑著。“呵呵，我是你的老同學艾紅呀！”我腦海裡“刷”地就閃現了一個梳著五號頭的亭亭玉立的女高中生形象，我一下子也興奮起來。

她不就是總示人以青春明快的超級校花艾紅嗎？她不就是成天大媽一樣嘮叨我們的老班長艾紅嗎？她不就是偷偷往我書桌裡塞蘋果的那個懷春少女艾紅嗎？

艾紅是我的高中同學，我們那屆一共有三個考進京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考的是北大。我曾聽哪個同學交代過一嘴，說她畢業時交了5萬塊錢“留京費”就留北京了，先是到國家經貿部門工作，後來又調進了一家報社。雖然記憶還鮮活，但沒人提起，我都快把她忘了。沒想到此時此地竟然“意外遭遇”，怎不讓人徒生感慨，欣喜萬分？

關於蘋果的故事，我從來沒向外人提起過，是我不願提起。因為那是我們倆之間的一個青春小秘密，讓外人知道了便不美好了。不過趁我此時高興，忘乎所以，我就講給你們聽一聽吧：

就在那個已嫁作商人婦的女生摸了我的手，我堅決要求調換了座位之後，一天進了班級，就發現自己的書桌裡有兩個紅蘋果，我詫異地以為男同桌放錯了，便問他，他卻搖頭否認。既然不是，那就管不了那麼多了，給了同桌一個，自己留一個，分而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