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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否定乃至鄙夷不屑，甚至被貶斥為俗不可耐。最近讀報，方才知道一向支援新興事務的魏明倫兄也在向《不差錢》發出了質疑和非議。

關於《不差錢》和小瀋陽爭論的價值與意義，便在這裡，因有了如此的爭議和反對特別是精英的反對的對比之中，方才格外凸現出來了。因為它已經超出了蘿蔔青菜各有一愛的簡單的個人喜愛的範疇，而具有了社會轉型期特定的文化內涵。

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在於一統天下具有不可動搖權威性的央視，放下了春晚一貫端著的架子，以一種寬容的姿態，包容了《不差錢》和小瀋陽、鴨蛋兒這樣來自草根的藝術與演員；當然，其實也是和姜昆黃宏等演員演出的政治歌頌題材小品的一種平衡的結果。但不管怎麼說，對於昂昂乎如廟堂之器哉的央視而言，這是一個可喜的突破。這種突破，不僅讓小瀋陽這樣的俗演員和二人轉這樣的俗藝術，可以堂皇的登堂入室，有了一席之地，具有了俗對雅的冒犯與融合，以及草根對權威與精英對抗與相互的調和、平衡與妥協。

傳統權威主流的藝術，從來具有引導作用，這樣的作用其一便是對俗的藝術的規避與規範，如果俗的前面再加一個字：低或粗，便更成為了這種規避與規範的肉中刺、刀下鬼。特別是本來就屬於俗的小品，便容易形成一種模式，便是如姜昆黃宏式的，也便使得才華橫溢的趙本山的小品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致最後瘦驢拉硬屎，痛苦不堪，讓全國人民心疼得慌。這次的《不差錢》是對於以往趙式小品的突破，它不再主題先行，不再山丹丹式的搭配，不再僅憑語言的忽悠，而是以全新的組合和全新的形式，演繹全新的內容，創造出具有自身特點的歡笑，從中獲得他們與我們億萬觀眾共同的*。這種歡笑與*，是冒犯式的也是平衡下的歡笑與*，冒犯的是一些傳統的權威與精英，平衡的結果是讓春晚達到高潮，全國人民盡情開懷。

《不差錢》和小瀋陽的另一點價值與意義，在於群眾對於大眾文化多元化的需求上漲，和主流文化對於俗文化態度和姿勢的調整和改變。記得在*之前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有過關於舞臺演出有鬼無害論的討論，現在其實是這樣討論的一種延續，即如小品演出的有益無害這類的俗文化，在全球經濟危機壓迫在很多人的身心疲憊的時候，群眾對這樣自我調侃開懷一笑以解壓以放鬆的作品，需求增多，釋放空間擴大；而在社會轉型期，主流文化也能順勢利導，尊重大眾的需求，重新認知大眾文化的功能與作用，不再強求一元，不再以雅驅俗，不再僅僅強調意義而忽視歡笑，而能夠屈尊紆貴，以包容之心平和之態，達到雅俗共賞的新境界，無形中增加了大眾文化的居住面積和使用面積，和所謂的高雅文化有了並駕齊驅的行駛的雙行道。民間潛在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如小瀋陽這樣才華橫溢的草根演員，不知還有多少，我們只有不僅僅居廟堂之高重視高雅文化，同時也能夠重視處江湖之遠的大眾文化特別是素文化，才能夠滿足不斷高漲的大眾對於藝術多元化的需求。

更何況《不差錢》還具有其自身文字的價值，在於它並非只是無厘頭的單純搞笑、插科打諢而沒有一點意義。只不過，它的意義和《我有點暈》或《黃豆黃》之類的小品不一樣，它並非只是淺表層的表現當下的生活，用狗子和孩子進行簡單的對比置換，讓大活人藏在箱子裡裝瘋賣傻，用的只是一些小兒科的包袱和笑料，而表達既定而規定的即時意義的而已。相反，它觸及了生活真實的一部分，展示了演員真功夫的一部分。儘管表現的匆促，而且“婉約”，只是點到為止，但草根夢想進入藝術殿堂，底層百姓夢想進入城市生活新天地，所蘊含的艱難和苦惱，以致不得不走後門套姥爺之類的關係，甚至請客送禮等時下成風卻見怪不怪的錢規則和潛規則，都還是點到了生活的脈上和現實的腰眼上，讓我們會心，讓我們聯想，讓我們開懷，讓我們更加看不上那些隔靴搔癢甚至穿靴戴帽來附庸風雅和追風趕潮而故意嘎咯吱你胳肢窩去製造笑聲的小品。

如此，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為為春晚孜孜奮鬥二十年的趙本山這次別開蹊徑又提攜後人的新努力叫好和致敬呢？至於以後小瀋陽會不會揚長避短有新的改進和突破，我們更不必懷疑和憂心忡忡，趙本山每年春晚的節目背後都有一個團隊，有這樣的後盾作支援，只要有新的節目，還小瀋陽沒有新的發揮嗎？面對如此對於小瀋陽的爭議，我以為還是應該給予小瀋陽更多的寬容和支援更好。

劉老根大舞臺為啥進軍陽平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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