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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三四年來，亞歷山大？列昂季耶維奇的幾位昔日的同志常到這裡來。從前他們受到迫害，今天，在斯大林去世以後——牆上鍍金鏡框裡還掛著飾有大元帥肩章的斯大林畫像，——他們離開圍著鐵絲網的集中營，從監獄和流放地回來了。亞歷山大？列昂季耶維奇本人沒有喝過這杯苦酒，鎮壓的刀光劍影眼看著就要落到他的頭上，後來還是逢凶化吉，平安地過去了。

有時某個死裡逃生的同志打電話給亞歷山大？列昂季耶維奇。制度很嚴的奧尼西莫夫秘書室嚴格掌握這條規矩：如果給亞歷山大？列昂季耶維奇打電話的人自稱是他的“老同志”，或者是“私人問題”，秘書室的同志就立即向他報告。有一次，某個人打來這樣的電話，適逢奧尼西莫夫在辦公室裡開會，謝列布良尼科夫認為不宜打擾，事後才把有人打電話來的事向他報告，結果這位秘書室主任狠狠捱了一頓批評。

不過這樣的電話是很少的。但是一旦來了這種電話，奧尼西莫夫立刻放下手上的任何工作，拿起話筒，親切地問候，熱情地問長問短，——在他的談吐中不會流露出絲毫令人感到痛苦和屈辱的口氣，在他的語氣中沒有絲毫擺架子的腔調。他翻著日曆，擠出晚上的時間約對方到他家裡見面。他同客人在家裡談到半夜，回憶他們一起度過的歲月，追憶死者，慶幸生者。而且他總是竭盡全力替從集中營回來的同志做點事情，幫助他們分配到適當的住房安頓下來，安排合適的工作或幫助他們領到退休金。

後來這座住宅的幾個大房間又長期無人光臨。餐桌旁的12把椅子從來沒有滿座過。甚至在奧尼西莫夫50歲生日那天也沒有邀請一個客人，住宅裡冷冷清清的氣氛沒有被打破。有一次安德留沙又按照狄更斯的叫法說，這所住宅是“冷屋”。他在內心裡稱父親為“沉默寡言者”。每逢星期天，全家在餐廳裡吃早飯和中飯，但在談話時很少有共同感興趣的東西。有時父親說幾句笑話。他很少講自己的心裡話，常常講幾句無關緊要的話，或者談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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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島的較量（1）

誰是殺害警長的兇手

一陣陣尖厲的警笛聲刺破沉寂的夜空。兩輛阿爾費達牌警車沿著德拉巴尼城郊的海濱馬路風馳電掣般地向前飛奔，然後在一片空曠的小樹林前戛然而止。

在耀眼的車燈下，一輛菲亞特公司雷加達牌汽車黑色長長的輪廓隱約可見。幾名手持機槍的警察仔細地在小車周圍搜尋。在7月炎熱的夜晚，他們腳下曬乾的枯草發出沙沙的響聲。

“別碰汽車。”黑暗中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大聲說道。他是在場唯一身穿便衣的人。

技術鑑定處的一個胖子手提一隻小箱子走上前。他亮著手電朝車廂裡晃了一晃，好似當即被電流擊中一樣，面部肌肉抽搐了好幾下。

“喔，我的上帝！”他小聲說道，“他們把警長殺了。”

在幾個警察含糊不清的低語聲中，可清晰地聽到充滿憤怒的詛咒：“畜生……混蛋！”

穿便裝的人神情木然。他走至技術鑑定員跟前，囑咐他仔細檢查現場，然後向小樹林中走去。他點燃一支菸，思想高度集中地吸著，絲毫未聽見海水輕輕的拍擊聲。

又有好幾輛閃爍著藍光的警車趕到現場，從車裡走下數名警察。接著駛來的是一輛狹長的汽車，車身上清晰地寫著“西西里電視臺”字樣。從車裡跳下幾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帶隊的名叫納尼·桑塔瑪麗亞的記者，衣著入時，身材頎長。

電視臺工作人員走近“雷加達”車，藉助聚光燈強烈的光線從上至下仔細地拍攝錄影。攝像機的鏡頭在馬利奈奧警長的屍體上停了一會兒，只見他斜倒在方向盤的一側，嘴巴張開，頭部後仰，兩臂軟軟地下垂著。

穿便衣的人從後面走來。記者立即認出他是副警長，便將話筒湊近他的嘴問道：“阿爾泰洛先生，您認為，曾有人在馬利奈奧警長遇害之前威脅過他嗎？”

阿爾泰洛反感地瞥了他一眼，用力把菸蒂扔掉。

“桑塔瑪麗亞，”他搶白道，“依您看，現在提問題合適嗎？”他把技術鑑定員拉至一邊，並問他：“發現什麼有價值的線索沒有？”

“很奇怪，”技術鑑定員搔著頸背，低聲地說，“找不到子彈和彈殼。”

副警長瞪著他，好像沒聽明白他的話。

“是的，”技術鑑定員重申道，“事情十分蹊蹺。坐墊上連一滴血跡也沒有。也許那幫畜生是在另一地方作的案。”

“然後他們將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