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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古羅馬人來說，這種生活方式隨著奴隸制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逐漸走向了反面。古羅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有錢，由於剝削與寄生而有充裕的時間，又有大量的奴隸可供奴役，於是就日益沉溺於享樂、揮霍與縱慾，以後，人口銳減，奴隸起義不斷興起，外族不斷入侵，古羅馬文明之花不可避免地凋謝了。

有的西方歷史學家認為，古羅馬帝國的滅亡主要在於縱慾，這個論斷雖然尖銳，但是並不太全面、準確，一個國家的衰亡在於其內部固有的矛盾（主要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激化的結果，性風氣、性習俗只是這些矛盾的一個折射。不過，古羅馬人的縱慾確實喪失鬥志、體力，而且和人口銳減有很大關係，縱慾損害了許多人的性功能，縱酒過度和洗熱水澡過度又影響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儲存與活力；同時，古羅馬人從送水的鉛管、杯子、烹呼叫的坩堝、女性化妝品的白鉛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鉛，久而久之導致了慢性鉛中毒症，造成了男子的性無能和女子的不孕症。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於公元１至２世紀傳入羅馬，流傳於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間，羅馬帝國先對基督教殘酷迫害，後來又加以利用，於公元４世紀定為國教。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當時的奴隸和貧民對奴隸制度的憎惡，但又主張今世要忍耐、順服，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在基督教義中提出的性禁慾主義正是反映了當時廣大下層民眾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歷史教訓，因而一時容易被許多人所接受。

基督教一開始也並不是提倡性禁慾主義的，在其創立者耶穌的時代，作為中下層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暴政的一個政治團體和思想派別，它的教義主要集中在以神學面目出現的政治鬥爭上。對於性問題不太重視，其性道德也基本上是猶太教《舊約》精神的翻版或自然延伸。

基督教的性禁慾主義表現在《新約》、各種福音書和使徒書信中，它不符合充滿著熱愛生活的哲學的《舊約》，而《舊約》佔聖經的大部分，並且被稱為基督教的聖書。實際上《舊約》反映的是在父權制條件下猶太教形成時期人們對性的看法，這些看法同《新約》中宣傳的觀點有許多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之處。基督教性禁慾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性即罪”，提出肉體為惡，情慾為惡，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惡，是忠於上帝和拯救靈魂的最大敵人，這種觀點和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的觀念頗為類似。被天主教尊為“聖人”的聖保羅是第一個提出“性即罪”觀念的人。

在《舊約》和四大福音書中提出了五類罪行，其中並沒有明顯地提出姦淫罪。可是，在《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六章中，性卻變成頭等罪行了：“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事情為什麼會那麼嚴重呢？《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六章又說：“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堂嗎？”再往下，《新約·加拉太書》第五章又論述了聖靈與情慾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做的。”

生於公元４至５世紀的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學的主要代表奧古斯丁進一步發展了基督教性禁慾主義的理論。

他提倡一種“原罪”的理論，認為人類的老祖宗亞當、夏娃在伊甸園偷吃禁果，一開始在性方面就有了罪，有了性才有後來的人類，所以性是人們與生俱來的罪孽，這種觀點是否定人類的性這個本能的理論基礎。奧古斯丁認為，如果結婚了，但夫妻沒有屈從於肉慾，那麼為了繁衍後代，性生活是可以被容忍的，“你可以有性生活，但不能把它當成一種享樂”。他還認為，性行為是不在理性和意志控制之中的，它是自發的，像洪水氾濫那樣的，所以是一種罪孽，人們要時刻提防它。

基督教性禁慾主義在以上這些理論指導下，對一般信徒的日常性生活做出了一系列的具體規定，千百年來一直制約著人們的生理、心理、婚姻、家庭、社會交往以及子孫後代，越來越壓制人性以致摧殘人性，因此也就成為２０世紀“性革命”的主要物件。

第三章　人的性行為的扭曲　從縱慾走向禁慾3

首先，基督教反對任何非婚的性行為和性關係，認為它們和搶劫、謀殺同罪，甚至罪惡更大，是“染得最黑”的道德罪惡。當然，教會並不譴責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