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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已。因此，劉再復得出結論說，張愛玲天才的夭折是時代的結果，時代已經沒有追求超時代的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香港，都逼迫張愛玲起來否定原來的張愛玲。寫作《秧歌》與《赤地之戀》的張愛玲，不再是抒寫“一切時代”都存在的題材，而是轉向去寫大變動時代的題材，她也不再回避戰爭與革命，而是擁抱戰爭與革命，不再反潮流，而是擁抱潮流。

對劉再復的質疑，夏志清做了兩點回應。第一，關於張愛玲與魯迅，他認為，如果說張愛玲的天才是夭折，那麼魯迅更是失敗，張愛玲的夭折是為了生活，一個人進入困境，往往必須妥協。你不得不為了一些小事而放棄夢想。他說張愛玲在香港寫《赤地之戀》時可能因為生活困難，接受了美國新聞處的資助，“故事大綱已經固定”，張愛玲自己卻一直感到不滿意。魯迅的妥協是更糟的一種。當年的自由主義文人，有魯迅、胡適、徐志摩、葉公超、陳源，很多人沒有妥協，除了魯迅。魯迅後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制。所以更不可取。在研討會結束後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夏志清說：“魯迅也是個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說，從為人和作品砍，魯比張更不如。魯迅在北京時，與胡適一樣，都是不錯的文人，但後來卻向*屈服了，做了左聯的領袖，你可以說他偉大，但換個角度說，他也成了走狗。”相比之下，張愛玲是近幾十年來最有尊嚴的中國人，《赤地之戀》不失為一部傑出的小說。第二，關於張愛玲與丁玲。說到女作家時，夏志清認為，蕭紅的成就是很高的，應該說可以與張愛玲平等。但丁玲是不同的類別。丁玲的小說沒有一本是好的。他並且舉《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例，爭鳴丁玲的文字很是糟糕，語言很笨，實在不算什麼。夏志清的這一評論和他自己以前對丁玲的論述有些出入，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他認為早期的丁玲是個忠於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也有其價值，“流露著一個生活在罪惡都市的熱情女郎的性苦悶與無可奈何的煩躁。”　。。

第四章　劉再復、夏志清關於張愛玲文學史定位的基本價值取向之爭（3）

夏志清對劉再復的回應，是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已經流露出來的批評觀點的延續。雖然夏志清一再說自己的小說史堅持自己的批評方式，以作家作品為依託，以西方的文學審美觀點為標準。並挖掘除了諸如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路翎、張天翼等人，但是，在肯定這些作家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他也否定了魯迅、矛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等人的成績。他在政治上的*立場，還是頑強的滲透進他的文學批評標準中去。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時又把另一批作家進行了“掩埋”。劉再復指出，作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場而抹煞其作品，這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政治批評。他進一步指出，他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赤地之戀》的批評，並不是批評他們的“擁共”與“*”的政治立場，而是批評他們與描述物件沒有保持足夠的距離進行關照，卻用政治眼光取代審美眼光，從而發生審美主體失落的悲劇。而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並非作家成敗的宿命。他批評夏志清對丁玲和魯迅的評價，都是一種“共產宿命論”，誰與共產主義思潮靠近，誰一定是失敗的作家。

對於張愛玲與魯迅。劉再復提出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的問題。他說，衡量一部作品的價值，不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內涵與靈魂深度。魯迅從發表《狂人日記》到去世為止，在大約二十年的寫作期間，始終投入對民族靈魂的研究與治療。他的作品，從頭一篇到最後一篇，其精神探索過程從未中斷過，其反叛絕望的韌性精神從未失敗過。也就是說，他的天才從未夭折過。他的作品，是中華民族從傳統到現代這一大型轉折時代苦悶的綜合與苦悶的總象徵。其精神的重量與精神內涵的深廣，無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張愛玲可以比擬的。他認為，張愛玲作品與魯迅作品的精神廣度相比，不是存在著一般的距離，而是存在著巨大的距離，這不是契科夫與普寧的距離，而是托爾斯泰與普寧的距離。普寧的作品有貴族氣，有文采，典雅而帶哲學感和滄桑感，但其精神內涵和思想深度遠不及托爾斯泰。

劉再復最後指出，夏志清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整體框架是“共產作家”與“非共產作家”的分野與對立。《小說史》對“非共產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詞；而對“共產作家”則用非文學評論語言進行嘲弄和貶抑，完全用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這種偏見與簡單化的批評，是上個世紀兩極化對立的冷戰思維方式在文學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