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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治家沃爾特·雷利爵士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的興衰史中，得出一個引人深思的結論：“誰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即控制了世界財富，因而控制了世界。”

毋庸置疑，海洋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財富。從戰略角度看，海洋既有商業航運價值，又有軍事價值。

其實，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百越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三大發源地。以山東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與以浙江寧波附近的河姆渡遺址為代表的百越文化，地處中國東部與東南沿海地區，到處可見海洋文化的痕跡。龍山文化傳播到海外，是從山東渡渤海，沿著黃海北岸到達朝鮮半島南端，然後借左旋環流與太平洋暖流東漂，順風順水，一直漂流到太平洋東岸。

近代以來，在菲律賓、蘇拉威西和北婆羅洲、夏威夷、馬奎薩斯、社會島、庫克群島、奧斯突拉爾、塔西地島、查林姆島、紐西蘭、復活節島與南美的厄瓜多等地，都發現了源於中國百越人的有段古錛。這些古錛是透過百越人的海上漂航傳播開來的。

美國的生化學家經過研究考證發現，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中國人。他們是在大約6000年至2萬年前由中國大陸順太平洋特定的海流東漂，經過漫長的海上生活，橫渡太平洋到達北美洲的。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輝煌的航海時期。宋朝和元朝時，中國的航海業進入了全盛階段。福建的泉州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中國遠洋船隊達到了“雖天際窮髮不毛之地，無不可通……”的水平。元世祖忽必烈曾經兩次下令屬下龐大的海軍船隊越海遠渡日本。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曾經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進貢，開拓貢使貿易。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七下西洋，將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頂峰時期。這位對海洋的認識很有先見之明的中國回族人曾經嚮明仁宗進言：“欲國家強盛，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

備戰中國東南角（2）

清初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學家陳忱所著《水滸後傳》，曾經濃墨重彩地描述了李俊等“梁山好漢”打出大陸，縱橫海上，一直到東南亞某國重建“農民革命根據地”的傳奇故事。那雖然是小說，但文學畢竟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陳忱的出色創作，也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

然而，正如中國歷史上雖有許多精彩的發明，但並沒有在中國引發革命性的變化。鄭和等古代哲人超前的海洋觀，也只成為稍縱即逝的火星。

在整個世界進入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之際，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卻施行著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這不能不大大束縛了中國各方面發展的步伐。

以往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中國的領土即國土，等於國家所管轄的陸地，只有960萬平方公里。根本不曉得還有“海洋國土”一說。中國歷史與世界各國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一個瀕臨海洋的國家，倘若忽視了海洋，喪失了海權，走向衰落只是遲早的事情。

一到浙東，張愛萍就明顯地感覺到了海風的溼潤。其實，他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擔任過浙江省委的軍事書記，對浙東的情況很熟悉，曉得這裡早在20世紀20　年代就建立了黨組織，1930年初成立遊擊大隊，同年擴編為紅2師，經歷了五十餘次戰鬥，形成革命武裝割據的鼎盛時期。在長達十幾年的艱苦鬥爭中，紅2師犧牲了300餘人，用血肉之軀譜寫了一曲曲英雄讚歌，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播下了革命火種。1944年9月、1945年9月、1947年10月和1948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多次調集重兵“清剿”，這裡的黨員和群眾白天放哨勞動，夜宿深山茅棚、吃番薯，經受飢寒傷病的折磨，與敵迴旋，使敵軍屢“剿”屢空……

張愛萍感到，這的確是個充滿魅力和神奇的地方，畫家在這裡能發現詩一般的色彩，詩人在這裡能尋找到夢一般的意境，舞蹈家在這裡能體味到飛翔的感覺，歌唱家在這裡能唱出天籟般的聲音，而軍事家在這裡則能導演出威武雄壯的活劇。因此，張愛萍在擔任浙江軍區兼第七兵團司令員的時候，就曾組織解放了洞頭島。然而此時華東軍區所轄福建、浙江沿海的20多個島嶼，如金門、馬祖、上下大陳、南北麂山等，仍然被國民黨殘敵所盤踞。他肩頭擔子的分量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