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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若愚。總之，這個“無”不是沒有的“無”，而是“有了不見”的“無”，是大有，是大藝術，大技巧，渾然天成的大技巧。

我這麼說的意思就是，小說是應該有技巧，有難度的。技藝就是難度。這是從小說的技術層面上說。從形態上說，我相信小說是一種非常態的東西，芝麻稈上長出芝麻，我覺得這不是小說。芝麻稈長出西瓜，或者西瓜藤上結芝麻，可能就是小說了。我想說小說就是要非日常化，把小說寫得跟日常生活一模一樣，那小說的活力就值得懷疑了。還有，我還要說的就是，作家應該帶著信念去寫作。尤其是在當下，做人、做事、做文的標準和秩序已經混亂不堪，作家要真正寫出好東西，肯定要犧牲﹑放棄某些東西，也要堅守某些東西，尤其精神上的某些東西。取消小說的難度，首先是精神上的放棄，對底線的放棄。破了底線做事，任何事都是做不好的。

2005年7月30日

作家是那頭可憐的“豹子”（1）

2008年3月19日，本人應林建法和王堯二兄邀請，赴蘇州大學文學院“小說家講堂”與年輕學子作了題為《作家·博爾赫斯·軍事特情小說》的交流，全文共三部分，此係第一部分。

我已經二十年沒有來蘇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經兩次到過蘇州，兩次都跟女人有關。說真的，我差一點成為蘇州女婿。但是命中註定我成不了蘇州女婿，雖然給了我兩次機會，都失之交臂。這就是命，數量篡改不了命運，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樣。

時間會改變一切。二十年是一個可以把一個人變得面目全非的時間長度，我相信我現在走在大街上，我過去的兩位女友都不可能認出我來，我也不可能認得她們。我們不過是泛泛之交，沒有錐骨銘心的關係，更沒有藕斷絲連。我至今沒有她們一點訊息，只有想象和期待。我有理由想象——我相信，她們一定生活得不錯，因為她們至少沒有嫁給我。我不是個壞人，但我是個作家——也許該確切地說是個一般的作家，並不優秀。優秀與否，終歸是個作家，靠閱讀和寫作文學作品為業，為生，為苦，為樂。不是我自貶，或假裝謙虛，我一直認為作家是不合適當丈夫的，或者妻子。這兩個頭銜需要世俗，務實，賢惠，具體地說，是心思平安，手腳勤快，走在大街上目不斜視，下了班要儘快回家，回了家要笑嘻嘻的，兜裡有錢要交出來，心裡有氣要藏起來，不要莫名其妙地生氣、發火。這些作家常常是做不到的，他們總是在莫名其妙地東張西望，莫名其妙地離家出走，莫名其妙地沉默發呆，時而為一朵凋謝的花感傷，時而為一個紙中人的死亡而愁容滿面，甚至經常有一些不可思議的古怪念頭。我知道，有一位作家，一位影響了世界文學的大師級作家，他好不容易與相愛多年的女友結了婚，結果不到半年又離了，理由是因為他妻子睡覺時從來不做夢。

不做夢就要離婚，這個理由確實荒唐透頂，有點神經病。但這位作家的神志絕無問題，他甚至一向以睿智面世，被世人尊為用智慧寫作的代表。他精通五種外語，六歲便用外語寫詩，終生泡在圖書館裡，讀過成千上萬的古籍名著。生活中的他是謙謙君子一個，滿腹經綸，出口成章，妙語連珠。他利用哲學問題進行文學創作，詩歌，小說，隨筆，文論，每一個領域都留下了閃閃發光的名篇佳作。總之，他古怪不是因為弱智和無知，也許僅僅因為他是一個作家，一個優秀的作家。他為自己荒唐的離婚曾經這樣對人狡辯過：每天做噩夢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夢也是可怕的，兩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現在，我也許可以套用他的話來說：一個作家，他優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難怪有人說，作家都是可憐的，與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憐的。你們知道為什麼嗎？還是讓這位古怪又智慧的作家來告訴我們吧——他說：那是因為作家要寫作，要探究人心靈的深淵，所以時常容易陷入寬大的寂寞和孤獨中。

“寬大”到什麼程度？

無法用數字來體現，但有形象。和這位作家幾乎是同時代的另一位世界級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乞力馬扎羅山頂的雪》，小說有個題記是這樣說的：“乞力馬紮羅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巔終年積雪。其西高峰叫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廟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經風乾凍僵的豹子的屍體。豹子到這樣高寒的地方去幹什麼，沒有人作出過解釋。”

作家是那頭可憐的“豹子”（2）

有人解釋說，這隻豹子就是作家。

我認為，這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