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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同白水匱乏凜冽，當愛情滲入交易（哪怕只是一時、一面）的渣滓，便失去了夢的資格：也許只有當她夢碎時，才會收穫阿弗洛狄忒看似安慰的吻。

相比之下，單純為了愛情的美女姚小遙，在“窮途末路”之際，驚惶地得到一個完美的結局，似乎是作者對姚小遙的愛護。不，這應該是作者精心設計的寓言：每一個從軍校走出來的人，不論天賦、稟性乃至才情、運勢千差百異，他們一定都會篤信經濟社會中如同海市蜃樓的純真愛情——哪怕昇華成為信仰也不足為奇。《那》在告訴我們，暴風驟雨中，還有那麼一座孤島，風和日麗、無憂無慮。所以，我寧願相信郭福來的蘋果是伊索的故事。

從一開始，我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小說中一個非常次要的人物身上，作者在他身上花費的筆墨可謂省之又省，但卻實實在在給我驚喜，這個人就是追求花房姑娘的班長鄧海雲。那麼好了，另一首歌，《一首歌一個故事》，我要送給他，這個險些為“花房姑娘”送命的痴心男人：“從前曾相戀的失戀的小夥子，唱每一首歌一個故事。道盡離合悲歡幾個字，完全來自過去那日子；猶如人生之歌一開始不休止，唱每一首歌一個故事，為著前路永遠衝刺……”誠然，他沒有三大公子的瀟灑，沒有任天行的不羈，更沒有“愛情中尉”（我聯想到了情歌教父李宗盛）陳驍那種渾然天成的男人魅力，他只有一個醒目的標誌：“嘛”字不斷的津門鄉音。

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因為崔健，“花房姑娘”早已經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那個時代，一句“手指大海的方向”會讓他們明裡暗裡發出嗤之以鼻的笑，“堅強”和“善良”亦早已化作時代的塵埃離愛情遠去。但，我們又如何能夠忘記自己留下的腳印深深的過去？於是，就對鄧海雲有了如此特別的感觸：一個從小城市來的多愁善感的軍校學員走進花房姑娘的愛情迷宮，拿碰壁作為心碎的證明，以冒險釋放青春的風采，用受傷縫補內心的甜蜜，當望見出口的狂喜和被朋友橫刀奪愛的打擊，喜而生悲，悲喜出人生百般滋味：所有實在的，幻想的，乃至眾口傳說的，交織成比大腦血漿更加黏稠的液體，緩慢而吃力地前進。

鄧海雲最後的幸福一定要感謝“花房姑娘”，她讓他懂得了人生，更懂得了珍惜人生。我經常對人說，成熟的人，就在於“珍惜”二字。滿足是愉快之本，珍惜是領悟人生的前提，亦是最大財富。“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這個道理大詞人晏殊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看似愛情（當然不應該是愛情）的離愁明白地告訴了我們。而《那》中，隨處可見對此或隱約或明白的剖析。

儂本多情，每一首眾*傳的好歌，一定有它特別的故事。《那》的確與我見到的，市面上流行的任何一本愛情題材的小說迥然有異。那些風靡的愛情小說，一旦風乾了裝飾，便只剩下性與濫情的輕浮、粗蠢。陳華此書別有一個意義，在於告訴一些人：情比性讓脾胃受用得多了。

2008年7月23日

八大時間（1）

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名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臺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的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臺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簷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