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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龜乙郎咧嘴笑起來，伸手拍拍吳亮的肩，“你，良民大大的，大大的！”

吳亮指指那五個被拉到一邊的漢子，壯膽說：“他們，也是良民。我們全村，都是良民。”

龜乙郎揮揮手，鬼子兵把那五個男人重又推回人群裡。瘦翻譯訓示一通後，鬼子兵重新排起隊伍“咔咔”地踏回了海餘鎮。

吳亮當漢奸這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心願，甚至也違背了生活給他安排的路。如果不是出於對黃海灘真實往事的尊重，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件挺不是滋味的故事寫進我的小說裡。儘管我叮嚀自己要辯證地認識世界理解歷史，儘管海屁股窪兒的鄉親們都認為吳亮當漢奸是一種我佛如來捨身飼虎式的壯舉，我還是覺得挺不是滋味。歷史老人以他滄桑的莊嚴一遍遍地告誡過我們：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大家也許注意到前面有關章節裡我寫到吳亮時字裡行間總流露著一種讚賞和欽敬。然而，偏偏是這個讀過書認得字的吳亮在敵寇的屠刀面前低下了頭。這該讓我說什麼好？

吳亮是流落到海屁股窪兒的那支殘兵敗將中唯一的“壽終正寢”者。

他死於1962年。認真搜尋我的大腦溝回至今仍隱隱約存在他的形象——一個瘦骨伶仃不言不語神志不清的老頭兒。他好象不大出門走動也不參加集體勞動，成天只呆在他那間破舊不堪的蘆葦棚裡“譁噠譁噠”地搓草繩。一根筷子粗的繩子綿延不絕地從他的屁股後面拉下來。村裡人捆柴禾扎籬笆修草棚什麼的要用繩都從他那兒拿。頭腦裡剛剛接受了階級鬥爭觀念的我知道他是村裡獨一無二的四類分子——鬧不清是“反革命”還是“壞分子”，但鄉親們好象誰也沒把他當“階級敵人”看待。

有一件事我記憶猶新——

那會兒，我大伯張府成的獨生子秋潮當大隊長，八歲那年放暑假我去海屁股窪兒玩。秋潮哥的妻子是陳柱子的女兒名叫陳海妹。陳海妹長得不算漂亮卻有一根美麗絕倫又粗又黑的長辮子。走起路來那辮子便隨了腰肢的扭動跳舞，左一甩，右一甩，“別達、別達”地拍擊圓屁股。拍擊得小媳婦大姑娘們的眼睛發亮也撩逗得男人們心亂如麻。有那麼幾年海灘的年輕女人差不多都留起了長辮子。

那天中午，陳海妹甩著辮子收工回來，進門就告訴秋潮哥：“亮叔他斷糧了，兩天沒做飯。”

“聽誰說？”

“王嬸。她剛給他端了一碗麵。”

秋潮哥不說話，眼睛瞥了瞥牆角的糧甕，走開了。

那時節災荒還沒有完全緩過勁兒誰家都吃不飽，秋潮哥家裡也就剩半甕玉米麵。海妹嫂子招呼我繃開一隻小布袋，她拿瓢挖了三四瓢，便拎上布袋往外走。

“嫂子，上哪？”

“去串個門。”

“我也去。”

“……走吧。”

我牽著海妹嫂的辮梢跟她走，一直走到村頭的那間破草棚跟前。海妹嫂子扭頭看看四周，便弓腰走進去。我也走進去。吳亮老頭兒只抬頭看了我們一眼繼續搓他的草繩。海妹嫂子揭開一隻水桶大的缸蓋兒，把玉米麵倒進去，然後就牽了我的手往外走。自始至終老頭兒沒說一句話海妹嫂也沒吐一個字。出門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他一眼，接著又回頭看了他一眼。老頭兒依然全神貫注地搓他的草繩，臉上不見一點兒活動的表情。

我的關於吳亮的最清晰的記憶也就這一幕。那時我還小不可能想到今天會寫小說因而沒能和他作一番交談。現在想來他大概把自己所有的經歷感悟悲歡憂思全都搓進草繩了。如果可能破譯的話我想那綿延不絕的草繩就是一部長篇鉅著，一如盧梭的《懺悔錄》。

只是很難說清楚這部鉅著的主調是什麼。

可以肯定吳亮當維持會長並沒有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但也不可否認他確實為日本鬼子效了不少的力。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是被日本侵略軍的殘暴肆虐嚇破了膽。日本鬼子派了糧捐，他拿一隻口袋挨家挨戶去討要：“你家四口人，四三一百二——還是交了吧，日本人不好惹，這口氣得忍！”日本鬼子派了夫修公路，他又讓漢子們抽籤，自己帶頭領去了十個人，還一再叮囑大家：“去了就學乖點，好好幹，惱了日本人，丟了性命划不來。”

張府成和吳亮一向就要好，看他這副窩囊相氣得臉發紫嘴唇也發青，好幾次發誓割袍斷義，見面也不理睬。吳亮卻不惱，也不回嘴，只苦著臉嘆：“村裡總得有人出這個頭……”

他自己為自己背上了一副可悲沉沉的十字架。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這種選擇其實比死更為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