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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張畫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是一張畫著特里維噴泉的水粉畫，上面的簽名是：“德里西沃”。

亨特將手從門把上縮回來，轉向德里西沃。“你沒告訴班底利少校您是個畫家。”

德里西沃悲哀地笑了。“那是因為，我並不是一個畫家，不是一個真正的畫家。過去有段時間，”他承認道。“我曾想過也許我會成為畫家。但我的天賦不夠，或是努力不夠吧。如今我只是把畫畫作為一種嗜好罷了。畫家是指那種能賣掉自己作品的專幹我行的人。”

“你過去也賣過，”那女人提醒他。

德里西沃大笑起來。“誠然，那是我剛來羅馬的時候。但你總不能稱那種給站在西班牙石階上的遊人畫畫速寫，每幅畫賺十來美元的人為專業畫家吧？”

亨特的眼睛深處閃過一道亮光。“你能為我畫一幅賽利姆的速寫嗎？”他平靜地問。

德里西沃無把握地皺皺眉。“憑記憶？我不知道……”

“你當然能行，”克爾絲登。瑞伯格說。“你還記得我兄弟來過以後你給他畫的那張畫嗎？”

“那還不如說是一張漫畫。”

“但仍然象極了，”她堅持道。“任何人一看就能認出來。再說我還可以幫幫你，譬如說你要是把他的鼻子畫大了，或畫小了，我就會告訴你。”

亨特關上門，坐了下來。“試試看吧，”他對德里西沃說。

瑞士的法語城市日內瓦自古以來就是外交家們的角逐場；是全世界和平繁榮宏偉規劃的醞釀地；也是一切徒然幻想的葬身之處。它座落在優美的萊蒙湖的兩岸，湖上，聞名遐爾的費多伊噴泉將水柱直噴上約500英尺高的空中，誠為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噴泉。沿湖邊的伍德羅。威爾遜堤岸路既可以去聯合國歐洲總部，也可以去原國際聯盟大樓的遺址，原國際聯盟曾想讓人們用理智而不是用鮮血去解決彼此間的糾紛，但她的努力同她的大樓一樣坍塌了。

1973年，穆沙法上校資助的遊擊小組在歐洲的活動是由一個年輕的魯巴亞人在日內瓦指揮的。這個人叫巴歇爾。莫德利。因為所有的資助只有透過他才能獲得，這就使他對錯綜複雜、相互竟爭的阿拉伯遊擊組織網路中的極端異己分子顯得尤為重要。

巴歇爾。莫德利辦公的地方在勞森大街42號魯巴亞阿拉伯共和國駐聯合國常設代表處，他辦公室門一的牌子寫著：資訊處助理秘書。但是，為了避免被人竊聽，凡與他真實工作有關的會晤都安排在別處進行，而且每次的地點不同，這樣，任何人都無法預先安置竊聽器。

貝爾·加拉在一家面朝湖濱大道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著巴歇爾。莫德利。天太晚，這家咖啡座已快打烊了，其它的桌面都空著，只有貝爾·加拉一人坐在那兒，慢吞吞地呷著一杯加酒的蘇打水，神態悠閒。但他體內的精力卻如一部即待負荷的電機，在輕鬆地旋轉著。德里斯·哈莫倚靠在湖濱大道對過的欄杆上，從那兒可以不受阻礙地監視咖啡座周圍的情況。他雙手插在棕色的輕便雨衣口袋中。在右邊的口袋裡，裝著一枝0。38口徑的短筒左輪手槍。在哈莫身後，日內瓦湖黑色的水面反射著對岸城市的道道光波，不斷有天鵝滑翔其間，時隱時現。在湖的遠處，黑夜中的阿爾卑斯山猶如一片低低覆蓋的雲層。

一個寬肩高個兒男人，身著棕色西服，沿湖濱大道溜達過來。他掃了德里斯·哈莫一眼，又看了看貝爾·加拉和他周圍的空桌，在貝爾·加拉右面最靠邊處揀了一張桌坐下來。

過了一會兒，巴歇爾。莫德利出現了，後面跟著他的另一名貼身保鏢則選了他們左邊的一張桌子。哈莫呆在原地觀察著。一個懶洋洋的侍者出來伺候他們。

“喝點嗎？”貝爾·加拉彬彬有禮地問這個魯巴亞人。

“我不喝酒。《古蘭經》上有禁酒戒條，這個你也知道。”莫德利跟侍者要了一杯茶，那侍者又向那兩個魯巴亞保鏢走去。

“有時我記不住，”貝爾·加拉不在乎地說，同時故意啜了一口杯中摻酒精的飲料。他不喜歡巴歇爾。莫德利，這人25歲，有些過於自命不凡。年紀輕輕就爬上了對眾人發號施令、驅來使去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又是靠他的叔叔得來的，他的叔叔是幫助穆沙法奪權的“兄弟上校”之一。而莫德利是他叔叔最寵害的侄子。

侍者進屋去了後，莫德利嘲弄地看著貝爾·加拉。“這次見面的時間不要太長。我們彼此都沒多少話說，不是嗎？”莫德利的語調很不耐煩。“你來一定是有許多種解釋，但我必須告訴你，我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