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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了那一場眾所周知的風波的教訓之後，在官方有意識的倡導和收買下，體制內知識分子逐步在專業化的旗幟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場，追求具體的學術和市場價值。雖然說，在專業方面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中國某些領域的學者，學問開始做得比較像模像樣了，但是卻整體性地喪失了針砭社會批評政府的道義擔當，在民生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集體噤聲。特別是一些走市場化的學者，走得過於遠了，甚至不惜直接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極大地敗壞了知識分子的聲譽，使得知識分子喪失了起碼的信譽，導致他們跟民眾脫節。如果說，當年計程車紳還可以引領民眾的話，那麼現在居主流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卻聲名狼藉，變成了民眾嘲弄惡搞的物件。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體制內沒有真正的左派，也沒有真正的右派，多數人無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為自己謀取利益。知識化的官僚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的確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輪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卻消失了，演變成另外兩派，一是逐利派，一是聽話派，前者為了“發展”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後者最大的目標，就是千萬別在我的任上出事，兩者的內心想法，都是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

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在官民關係如此緊張，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情況下，統治還能夠維持大體上的穩定的原因。從歷史上看，無論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識界的參與，基本上都難以成氣候。貌似有力量的中產階層，缺乏政治訴求，在他們看來，現有體制尚有空間。像清末新政那樣，官、紳、商一致的憲政追求，不復存在，各個階層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為民間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跟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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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前一陣，鳳凰衛視要做中國近代商人的記錄片，初步的計劃是做五個人，其中有胡雪巖、盛宣懷和周學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們說，這樣不行，雖然自高陽《紅頂商人》在大陸流行之後，經商要學胡雪巖成為多少商人的座右銘，但官商其實不代表中國近代商人，尤其是無法體現近代企業家現代化的奮鬥歷程，他們只代表了近代工商業現代化過程的一種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們為榜樣，在這條歧路上走，那麼，中國的工商業，註定是沒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來，大體上自1860年代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歷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參與近代工商業程序的企業家，在1949年之前，實際上經過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國最早接觸洋人的人，他們多半生活在澳門附近，鴉片戰爭前後，變成了中國第一批的買辦，即替洋商辦事，專門跟中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僱員，還有些人出洋，變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這些人，或者成為最早的中國新式企業家，比如陳啟源和陳芳，另外一些人，則以成功的買辦和商人的身份，進入早期的洋務企業，撐起了中國初期現代化的半邊天，他們中最著名的，有鄭觀應和徐潤。這些人，實際上並非個個都像我們某些教科書上說得那麼反動、腐朽，十惡不赦，其實，在工商界，最早從西方竊得火來，開啟現代化的人，就是他們這些人。很多學歷史的中國人，只知道鄭觀應寫過令少年毛澤東神往的《盛世危言》，卻不知道他也是後來被毛澤東貶為最反動階級的大買辦。

第一代現代企業家登臺的時候，中國整體上還是一個傳統社會，絕大多數社會精英，對於經商，無論新舊，大體不屑一顧。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一些等級較低計程車大夫之家，雖然有讀書不成去學藝（學商）的傳統，但畢竟屬於不得已的選擇，只要踏入科舉長途跋涉，那麼僅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轉過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戰爭的慘敗，驚醒了中國計程車大夫，一些人立志變制救國，投身政治運動，於是有了戊戌維新，還有一些人則終於有點明白了第一代企業家的啟蒙說教，相信實業救國、工商救國、從此投身工商業。兩個狀元，成為代表性人物，一個叫陸潤庠，在蘇州辦起了紗廠和絲廠；一個叫張謇，在南通，辦起了世界聞名的大生紗廠。相對而言，張謇的事業更大，也更長久，在歷史上的名聲要響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業家中，他是當之無愧的代表。

在帝制時代，一個狀元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一切。在清朝，狀元意味著可能成為皇子之師，意味著幾乎無障礙的仕途，還可能意味著幾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績，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這一切，張謇都放棄了，他成了一個商人，一個現代企業家。這說明了什麼呢？中國的最頂尖的社會精英，進入了工商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