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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身邊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那麼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龍、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注意臺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注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龍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只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麼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階領導人，開封府尹，只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階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麼人民為什麼要看包公戲？為什麼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那麼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制的不健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制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麼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面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鑑湖女俠，自號鑑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武俠小說中的俠義（4）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麼在晚清的時候，俠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逐漸地復甦，國人就認識到，中國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俠義精神的墮落有關係，國家腐敗了，沒有人出來挽救山河。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革命，它是很悲壯。我們看，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了一次又一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其實看上去是明明要失敗的，不過是在海外募集了一點錢，然後回來製造炸彈，然後找幾十個人，懷裡揣著炸彈，弄一小筐，筐裡放了些炸彈，就去攻打總督衙門，那能勝利嗎？如果用統治者的話來說，這不是來送死嗎？所以這些起義大部分都是寡不敵眾，這些革命黨大多數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軍事上看，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的犧牲，它積累起一種思想意義，能夠喚醒國人。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他們自己去的時候就知道要失敗，要死。很多朋友可能還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我們看《與妻書》裡寫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來了，他已經告訴自己的妻子，以後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但是他就是要拋棄自己那樣幸福的愛情生活。所以說，這些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俠客。

那麼到武俠小說中的這種俠義精神的恢復，是要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武俠小說，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現代武俠小說”。可能一些年紀大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樣的名字。比如說，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紀大的朋友會讀過。還有還珠樓主，這樣的名字可能你們知道。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江湖奇俠傳》為代表的新的武俠小說。後來就慢慢地進入一種繁榮階段，出現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愷然。他有一個重要作品，叫《近代俠義英雄傳》。這個小說裡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這裡塑造的；還有一個，也是歷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當年和譚嗣同有過來往的這樣一個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在這部小說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節是寫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