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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創造出來的，90年代以後作品似乎不多？

沙葉新：其實我一直在創作。80年代末我在寫《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寫了好幾年，很艱苦，我說我如果能寫好這出戏，生了癌病我也不後悔。後來又繼續寫了一些戲，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還寫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去年我有三個戲在演出。一個是在上海，我剛才說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兩次演出我的《陳毅市長》。一個是在紐約，去年的4月21號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臺灣導演王童在紐約舉行他的影片回顧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這是寫蔡元培的戲。三個國際大都市同時演出我三個戲，可喜可賀吧？

沙葉新　我天下無敵（6）

但最讓我高興的還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被選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中，不是存目，不是選場，是全文。這是中國國家*重點推薦的高校中文專業教材。我不矯情，我說實話，我很高興，我一直比較喜歡我這個作品。

吳懷堯：　90年代商業浪潮兇猛，中國轉身進入消費時代，您個人是否受到衝擊？

沙葉新：　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所以知識分子又面臨著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權和錢的選擇。正如魯迅所言，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作家沒有良心不可能寫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著、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您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90年代的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分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您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分子。90年代知識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

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說假話

吳懷堯：知識分子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名詞，讓我們聯想到人文關懷和社會擔當。您對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精神的定義是什麼？對當下知識分子的表現作何評價？

沙葉新：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於說“不”的人，是人類基本準則：和平、正義、*、自由、公正、道德的捍衛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寫作已異化為*，為*，為當眾*，為集體*；已媚俗為大小報紙的吵作，為T字臺上的作秀，為閃閃發亮的霓虹燈，為黃金時段的電視廣告！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我想知識分子儘管已經邊緣化，但仍應有使命，仍應有立場，仍應有義務，仍應有天職，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軟骨頭、牆頭草和說謊者。知識分子精神簡言之就是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獨立講的是品格。獨立蒼茫、天馬行空、不依不傍、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不作工具、不當奴才、不接聖旨、拒不遵命。自由講的是思想。敢想敢說，敢愛敢恨。只相信科學，只服從真理。不因“輿論統一”而放棄己見，不因“保持一致”而違心表態。絕不容許侵犯思考的權利，誓死捍衛心靈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紀的前半世紀，還存在。而在後半世紀，則基本喪失，只在80年代末有過曇花一現，隨即便瓦解冰消，蕩然無存。在這以後的20年知識分子更加萎靡、諂媚、虛偽、墮落。知識分子從未像今天這樣的不像知識分子，我是指精神。當代的中國沒有雨果、沒有薩哈羅夫、沒有馬丁？路德？金、沒有哈維爾、也沒有魯迅、蔡元培、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顧準。將來很難說，至少目前沒有。

沙葉新　我天下無敵（7）

吳懷堯：在您看來，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所承擔的最大責任是什麼？　每個人經歷的試煉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對您個人而言，在過去的歲月中，最痛苦和恥辱的是什麼？

沙葉新：中國封建專制數千年，光靠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想把頭腦裡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乾淨，是過於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