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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讓我們見識了一個劇作家頑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樂觀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時候，他有些累了。我們隨之停止了這次談話，並約定透過電子郵件完成餘下的採訪。不久後，當我們再次簡訊聯絡沙先生的時候，獲悉他身體不適。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讓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坐在電腦前回答我們的提問是不合適的。為此，我們通讀了沙先生的個人部落格，希望能有所收穫。

幸運的是，我們的不少問題，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過闡述（這也說明我們的採訪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於是，我們有針對性的採用了其中的部分內容，將之和此前的採訪融為一體並請沙先生過目後發表。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有讀者據此認定這個訪談“偷工減料”，　那麼我們對此表示歉意。當然，我們最想說的還是祝福沙先生，身體好，心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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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　多面陳丹青（1）

【人物誌】陳丹青，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畫家。1953年出生於上海，17歲到農村插隊，期間開始自習油畫。1978年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錄取。1980年畢業留校，任教於油畫系；同年以油畫《西藏組畫》一舉成名。1982年移居美國紐約，為職業畫家。2000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後因不滿招生制度而辭職。近年來在繪畫之外，陸續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紙風行。

2001年，有人看過一次講演，坐在最中間的是個光頭，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據說整場他講了不少話，但讓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們小時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見如今長得像謝霆鋒這樣的小白臉，二話不說過去就是幾個嘴巴，不為別的，誰叫他看上去那麼小資產階級呢。”後來大家知道，原來他叫陳丹青。

這個機智而敏銳的人，在繁雜和喧囂中，時常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所在。近年來，他的觀點和判斷，往往起到石破天驚的效果，同樣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憤青。近日，陳丹青接受了《懷堯訪談錄》的獨家專訪，我們發現，在他的各種不同身份中，卻有著始終如一的激憤、熱誠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海歸

1982年初，即將迎來而立之年的陳丹青移居紐約，在異國他鄉度過了18年的“洋插隊”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國外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我第一天到美國，就面臨一個生計問題，我必須賣畫討生活。”

吳懷堯：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畫系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留校，工作一年。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歷。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你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哪些根本差異？對於現在大學生出國熱怎麼看？跨過門檻，意味著創造與超越。你的出國，是不是一次跨過門檻的過程？在國外，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陳丹青：我對出國熱沒有看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本該出入自由，改革開放只是將事物恢復應有的狀況。在國外，最深的感觸：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吳懷堯：這種說法讓人詫異，能否闡述一下？

陳丹青：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係：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麼？

吳懷堯：我很好奇，為什麼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膽子變得如此之大？是什麼讓你口無遮攔？你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

陳丹青：我少年時就口無遮欄。可那時沒人找我說話，*時哪有媒體啊，即便有，憑什麼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膽子。和紐約市隨便哪個說說寫寫的傢伙比，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給摘除了膽囊。我從不自稱藝術家，更不是知識分子，用不著“平衡”。中國連真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裡來“公共知識分子”？

陳丹青　多面陳丹青（2）

吳懷堯：那你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陳丹青：我從沒想過給自己定位。“定位”這倆字也是近年回國後才知道。為什麼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穩、就有價值了麼？我聽不少人動不動就說“我是作學問的”，“我研究這一行一輩子”，我就心裡想：*！

吳懷堯：如果說你的憤怒是一種高興，那麼幸福是什麼？

陳丹青：到我這年齡，活著，沒病，就什麼都好。我不會去想：啊！我的生活與精神最近怎樣怎樣……不會的。我只是活著。

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