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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方平較底：朝廷已經沒有能力管你江南東路，老伕力排眾議推你上江東轉運使位置，就是要你能做到“不可能的任務”，不許推脫，誓死抗住此番江南的糧食危機，以此為前提，今年你江南無需繳納糧食回戶部，銀錢一定程度減免，另外非常之時，老夫允許你動用一定的酷吏手段闖禍。

不論是什麼原因，儘管水災不是高方平造成的，但是歷史從來不溫柔，自來以成敗論英雄，這些就是高方平目下面臨的。

如果這戰輸了，高方平以往的所有勝利都白搭，餓死的人一多，威望也就沒有了。

所以不可避免的，此番高方平去信京城，也以“倒爺”的身份上陣了，誓要掏錢打贏這場糧食保衛戰。在經濟上高方平會虧本，但是在政治上是切身利益，媽的這才是政治資金的正確用法，其他的用法其實並不正義。

此番算是政治和經濟兩手準備。

僅僅依靠權威，威脅那些官員去和他們的狗腿子糧商達成妥協，還不夠保險，高方平不完全信任那些鯊魚，形式不對的情況，他們仍舊存在反水的機率。

但是一邊透過權力壓制他們，一邊以經濟的手段從京城民間組織糧食南下就是雙保險。在氣勢上就有可能壓住他們，一但形成沒有他們、高方平也能單方面扛住糧食危機的形式，江南糧商內部積壓了太多糧食的一些商人，就會出現立場動搖，興許開始偷偷的放糧。

那時候開了口子就是踩踏效應，兵敗如山倒。是的資本市場沒有驚喜，就這德行，一個東西，大家認為值這麼多的時候一個都不賣，它在賬面上就值那麼多。一但形式轉變，這些趨勢投資者沒誰是傻子，都希望別人來接盤而他們撤退。

到時候整個江南東路，全是烏雲蓋頂的“賣盤”，糧食危機自然就解了。吃不飽是肯定的，價格仍舊貴是肯定的，但是撐過這個冬天，明年就是絕地反擊的時刻。

在古代出現系統性的糧食危機，其實不是糧食本身的危機，而是運輸能力的危機。

不是說真的沒糧，而是古代沒鐵路，船運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幾乎沒有能力在需要的時候，大面積的對受災地區輸血。

外部糧食運不進去，那麼隨著受災地區內部的糧食越來越少，賣兒賣女餓死人的事就會越來越多，然後十倍糧價格只是剛剛開始。

走陸路在古代就是打戰，特別是災難之年，漫山遍野都是半民半匪的存在，大多數平時不人的百姓，也會在大災之年變為搶糧食的群體。加之官府低效不作為，就讓大面積的輸送糧食成為一種奢望。

就算不考慮治安方面的因素，限於古代的勞動生產力，運輸能力，也很難真正形成規模性運輸。

其實物資運輸到一個地方的最大成本不是貨物本身，而是途中的一切損耗，譬如江州到京城需要走數十日，一噸糧食的運輸隊伍，在大宋缺少馬匹的情況下，需要投入六臺牛車，至少十幾個人力。原始的運輸車輛負重長途執行，磨損修理也是非常麻煩的。

加之隨行的保鏢衛隊費用，民夫牲口路上消耗的糧食和銀錢，各處關卡公差的盤剝，層層吸血，一趟走下來，價值十七貫錢的一噸糧食，運送成本恐怕就要高達三四十貫。

所以這是最爛也是最好的時代，諸如盧俊義那種有能力走貨的教父就算不非法，也能賺大錢。不會被搶，就是他盧俊義的生產力、競爭力。

就是基於這些因素，江南大水之後，還沒有真正出現糧食危機時，那些糧商掛出了三貫錢一石米的價格，是平時的三倍。

這是投石問路，也是外地糧商的成本價。

那麼在理論上就算三倍糧價，也真不會餓死多少人的。為什麼高方平當時說三倍只是起點而不是終點？

因為現在的三倍糧價，僅僅是江南本地商會聯盟排外、擋住外部糧商進入江南的一個手段。商人是逐利的，譬如東京的糧商一看，江南只是三倍的糧價，他們運進來也沒有利潤，所以就不會提前佈局。

而一但外部奸商不準備競爭，這就形成一個趨勢，就會導致江南的糧食越來越少，最終於某個時刻開始爆出十倍乃至二十倍。

真出現二十倍糧價的時候其實就是大奸商跑路，其餘人套牢的時刻。早前沒有準備的外部糧商不是傻子，不敢那個時候進場。那個時候進場除了被餓瘋的暴民殺死外，根本就不是來賺錢的，那叫接盤俠。

這個過程在古代是一個迴圈，並且是死迴圈，近乎無解。大明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死於這個“迴圈”之中。

後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