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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及義”、“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等等。

在成為*主義者之後，毛澤東堅持一分為二地對待《論語》，即對其中有益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言論予以肯定；而對其中迂腐的、與時代精神相背離的內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這裡僅舉其中四例，引導讀者諸君體會一下毛澤東妙用《論語》句典的高超藝術。

1。革命不能“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

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於1927年3月發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農*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中，在談到農民革命時，毛澤東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段話裡，一連活用了《論語》中的兩個傳播很廣的短語，一個是“文質彬彬”，一個是“溫良恭儉讓”。

“文質彬彬”一語出自《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這裡“質”意為“質樸”，“文”意為“文雅”。“質”與“文”是孔子品評人格修養的一對範疇，在他看來，理想的人格就在於質樸與文雅的統一和中和。

“溫良恭儉讓”一語出自《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這裡的溫、良、恭、儉、讓即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是子貢講述孔子與聞國政的方法，同時也讚美老師的為人。後來，溫、良、恭、儉、讓，被儒家奉為完美人格的標準。

“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作為封建時代文人士大夫們的人格標準，無疑是有其文化價值和進步意義的。但是，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革時期，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推翻封建主義，那麼，固守維護封建舊秩序的“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則是對封建勢力的妥協和退讓，更是對廣大農民群眾的高漲的革命需求的壓抑。因此，對中國革命形勢洞若觀火的毛澤東借否定《論語》中的這兩句話，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者誣衊農*動“過分”的錯誤論調。

毛澤東這裡活用《論語》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聯絡當時的革命形勢，就可以體會毛澤東的這種“反用”的精闢和深刻。

當時，廣大農村發生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切權力歸農會”，地主豪紳們的封建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對此，地方劣紳、國民黨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們惡毒地攻擊農*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大呼“糟得很”。國民黨左派對農*動也極力地反對，甚至以分裂統一戰線相恐嚇，企圖迫使共產黨放棄對農*動的領導權。小資產階級在農*動面前表現出極大的動搖，跟在反動派後邊說農*動“太過分”、“越軌”等。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被反動勢力嚇倒，也指責農*動“過火”、“過左”，極力壓制農民革命，提出什麼農民協會組織“不能帶階級色彩”，反對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等，對反動勢力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6）

為了反擊黨內外對農民革命的一片責難聲，毛澤東親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時間對農*動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用精彩的筆墨寫出了《湖南農*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光輝的著作中，毛澤東闡述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歌頌了農*動的偉大作用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在文中，他吶喊革命是不同於一般社會活動的，是不能用“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方式來開展的。反之，必須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來進行革命，即像農民在農村中推翻地主豪紳階級那樣來進行革命。

毛澤東這一理論，擊滅了右傾機會主義者“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夢想。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土地革命的領導權，開展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奠定了基礎。

2。調查研究應發揚孔夫子的“每事問”精神

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內盛行起把*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內有些留學過蘇聯自稱“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的人，死記硬背*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