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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來了！”有個四十多歲的高個子大肚漢側目吼她，“一禮拜只准來一趟，下午五點來，早了晚了都不行。”他吼完了，又不滿地嘟囔：“今天就夠便宜你了。”

母親轉向大個子，仰頭卑怯地笑：“我這是頭一回不懂就算了嘛。等會兒我不來，下午五點鐘來就是。”

沒人理採她，她凝結著卑恭的笑等待著，過了好一會兒也沒得著答覆。她失望地低下頭，仍笑著，看著大個子那踱來踱去的腳步，頹然地出了神。

一位三十幾歲的看守見她愁苦地發了呆，發了慈悲；“你明天來吧，下午五點。”

“要得。”母親連忙接話，“那我明天一定等下午五點鐘才來。”她大聲說，觀察著大個子沒表異議的臉色，暗地裡高興地舒了口氣。

臨走時，母親終於鼓起勇氣開導兒子：“脾氣改得了喲，人家的事不要撿些來背起。‘泥菩薩過河’，火炭都落到腳背上了，該改的就要改。”

“我曉得！你走吧。”兒子又煩了。

腆肚大漢停下了得意的來回閒踱，睥睨著黃成：“曉得？曉得會有今天？你媽管不了你，只有青岡棒兒才管得了你。不聽老人言，你等著吧。”

連兒子也不把她放在眼裡的窮困卑微的母親，居然得到了一次強大勢力的意外支援，她感激地想說點討好大個子的話，但不知該說什麼。

確實沒人把母親放在眼裡，連地富反壞右和沒被解放的當權派，似乎也比她有社會價值些。那些人至少還可以噹噹階級鬥爭的物件，做做反面教員，作作幹奴隸活的牛馬。而她這樣的人，貧民中的最下層，完全是社會上的多餘者，從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確保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無產階級*，只是為了生存在社會上艱難而悄悄地生存著。

母親小時患過天花，臉上留下了些麻點，三十多歲了，才嫁了個躲日本人跑到四川來的下江人。聽說那下江人在重慶被日本飛機炸飛了隨身帶的金條和右手臂，成了乞丐後，才討飯到這日本飛機瞧不上的小城來的。他差點病凍死在她父母開的茶館附近，她父母將他收留，給他治病，積了個德，也撿了個上門女婿。

老兩口高興地抱玩了一年多的胖外孫，便相繼放心地伸腿去了。不料獨左臂人難於提壺抹桌，老人多年租房開的小茶館隨即關門，孩子也在那時染疾短了命。其時正值全國歡慶抗戰勝利，下江人突然失蹤，想必是回浙江又當他的小老闆去了，甩下了醜老婆和醜老婆肚中的黃成，據說他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又有了兒子。

命中註定是專來世上受用不幸的女人，將鋪面房退租，並學打草鞋，用泡鹹菜下稀飯或苞谷糊糊的辦法，沒讓小寶貝嘗過餓肚子的滋味。有時稍有點餘錢，她還用肉票去肉鋪裡買堆骨頭回來，費勁地將它們砍破，熬點骨油湯，每頓一點點，儘量讓心肝寶貝不斷葷。

兒子一年年地長大，她又痛苦又驕傲。黃成從十二歲起就不願同她一塊在街上走，近幾年更成了一家之主，命令她這樣那樣，常為芝麻大的事火冒三丈。但兒子身高力壯、漂亮，唸書不費勁，象他爹，讀起磚頭厚的書來象喝涼水似的。

兒子出去大串聯，上外縣打仗，她自豪，也為草鞋機木架子上減了大半油鹽柴米的壓力而輕鬆了許多。一個不及一把椅子複雜的草鞋機＇它也配叫“機”？＇，要養活兩張大嘴，確實也太為難它了。只是兒子下鄉當農民去了這事，至今她一想起就心悸：自己千辛萬苦養大的孩子，還唸了十多年書，不僅沒考成大學當上國家幹部＇那就是官了＇，反猛地一下成了農民，自己老了靠誰養活去？

說來無人相信，儘管從小就怕孩子們喊“麻子”，但黃成從不覺得母親難看，只是上中學後，才慢慢覺得母親有點土氣和不太整潔。母親頭上常有灰塵草末，手工自縫的“向右看齊”大衫寬大過膝，不僅春夏秋冬適用，還巴上補巴………據她說這樣更暖和結實。她常年躬身在心愛的草鞋機上，和那被她磨得發亮的簡單木架子溶為一體，手指靈巧快速地舞弄著穀草或竹麻，搞得草屑飛揚。她最令黃成討厭的是什麼都不懂還管得寬，婆婆媽媽地好象黃成永遠是個小孩。

黃成常仇恨般地氣憤母親的愚昧。

上小學時，學校裡最風光的小傢伙就是他………人人矚目全校皆知的“九根毛”，因他那光溜溜的圓腦袋上，頭頂正中留著一撮沖天的黑髮。那撮黑髮實在太響亮醒目，在它的庇佑下，每當黃成受同學欺負時，都不必反抗了，因為輸了是輸，暫時贏了最終也會輸，看熱鬧的觀眾決不會容忍他這個“怪頭”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