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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能不暫時放一點權力給光緒，讓他先變一變法，等變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居高臨下地整治光緒。這種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撓變法高明得多。於是，慈禧太后在加以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緒試行變法。

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后同意變法，驚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了《定國是詔》，這實質上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是救國的必由之路，還對頑固官僚空有救國之言而無救國之實的虛偽情狀進行了揭露。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示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從這一時刻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后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

光緒於6月16日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召見了康有為，破了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並且長談達兩三個小時。在這次召見以後，光緒不僅對變法更加增強了信心，對變法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樣，光緒就坐在他的龍椅之上，大發革新詔書。

在隨後的一百多天裡，光緒共下詔書一百一十多道，有時一天竟達五、六道之多，內容包括：設立學堂、學習西學、派人出國遊歷學習；改革科舉、廢除八股；獎勵創辦報刊、提倡上書建議；鼓勵修鐵路、開礦業及農工商業；獎勵新發明、新著作；撤驛站、辦郵政；裁減官員、精簡機構、改訂規章條例；改革軍隊訓練、對海陸軍用新法操練；改革財政、制訂財政預算；准許旗人自謀生路等。

毫無疑問，這些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對於增加中國的國力是大有好處的，但其中許多措施觸及了封建守舊派的觀念和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憤怒，他們鼓動慈禧太后堅決消滅改革。

慈禧太后一則對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舊派的代表，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質，更重要的是，她絕對不願意放棄權力，如果光緒的改革繼續深入發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贏得了人心，她就再也無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決不允許光緒的改革獲得成功的。

當時許多守舊大臣也對維新措施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不僅當面“勸諫”光緒皇帝，還壓住詔令不往下傳，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緒就罷了許多人的官。在處理一次扣壓奏章不報的事件之中，光緒一下子就罷了6個大臣的官，造成了轟動一時的“罷黜六堂官”事件。

當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光緒的警惕，她躲在頤和園裡，對光緒的一舉一動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達《定國是詔》的時候，慈禧就連下三道“上諭”，罷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緒失去了左膀右臂，並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須到太后面前謝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權。

“六堂官事件”後，慈禧更是加緊密謀，讓掌握軍隊大權的榮祿調派軍隊，包圍北京。榮祿就把當時清朝最為精銳的幾支陸軍調到了北京的周圍，一是把聶士成的甘軍調駐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軍調駐北京西南。慈禧還派親信重兵嚴密護衛頤和園。這樣，慈禧就有恃無恐了。

相對於慈禧太后的十萬雄師，而光緒的改革者只是幾個文弱書生。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授予了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擔任軍機處章京，做文書工作，人稱“軍機四卿”，再加上康有為、梁啟超，也不過六人。而這些人一點軍政實權都沒有，只能今天上一個奏章，明天上一個奏章，連光緒的面也見不上。而光緒呢？只是今天一個詔令，明天一個詔令，沒考慮能否實行下去。這種變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實際操作上，無異於小孩過家家。

光緒對於慈禧太后的陰謀一無所知，只是從每日朝見慈禧太后的感覺中，覺察到大勢不妙，於是，他寫了幾道“密詔”，要康有為到上海辦報館，實是要他去避難。等光緒密召楊銳入宮，向他說明緊急情況，要他設法時，楊銳驚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話：“這是陛下的家事，應當同你家裡人商量。”至此，光緒已完全絕望，他慌急、焦躁、憤怒，但卻一籌莫展。

他是個聰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斃。但他還想作一番努力，當時，袁世凱正在北京，光緒就於九月十六日召見了袁世凱。在光緒看來，袁世凱對維新變法一貫表現得較為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