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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員，無不存在著欺上瞞下的虛假劣習。為杜絕官場上的欺瞞互騙，雍正反覆提醒內外大員，凡事要躬親辦理，不可輕信屬員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陽遭受水災，巡撫法敏將分設篷廠煮粥施賑之情奏報，雍正告誡他：“此等事只要勤實辦理，萬不可聽信屬員下役之欺隱。”清代刑罰，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多比照舊案，由於案例靈活多變，辦案人員便可隨意比附，稽查檔案的書吏接受請託、收受賄賂後，往往是斷章取義，或刪去前後文詞，只摘中間數語，或避重就輕，隨手高下。針對這種弊端，雍正諭令刑部衙門，一切“稿案”由司員“親自主稿”，以免被書吏造假欺騙。

當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員官僚習氣相當嚴重，這些人身居高位，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皇帝指令商議的事件，文武大臣們往往一味附和，並不拿出主見，很難看到直言詳議據理力爭的場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餘年，對朝臣這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連鍾都撞不響的苟且偷生惡習看得十分清楚，他剛剛即位不久就頒發諭旨，嚴加整飭此風，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今朝中九卿大員坐班，每當商議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諉，不發一言”，有的假裝打瞌睡，有的海闊天空地閒談，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時候，便鼓動一兩個新來的科道官員發言表態，然後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圖塞責”。似此朝臣議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議事件務要各抒己見，不得觀望附和。

雍正認為，官場上流行的八面討好、圓滑世故的習氣最為可惡，指出這種劣習實為“國家之大蠢，妨政敗俗莫此為甚”。訓導文武大員做官要有骨氣，要果敢剛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將在京的文武大員召到勤政殿，訓諭說：現查朝臣所議定事件，大多並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議事理中各懷私心”，其身為王子者，以現有眾臣，我等不必先說；那些剛提升的大臣，又以現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門弄斧而閉口不言；而資歷深厚的老臣，深知槍打出頭鳥，自己不拿意見，最後還落得個“從公議論”尊重別人的美名。為徹底改變這種彼此觀望的劣習，雍正宣佈，即日起將議事的親王大臣分為三班，凡遇應議之事，分頭酌議，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見，最後，如果所議意見相符一致，就照這一意見定稿啟奏；若是意見不完全一樣，由諸位大臣另行商議。“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諉，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見。”雍正試圖建立一種分班議事制度，讓議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從而使投機者失去附和的機會。

善於搞迎合把戲的朝臣，除了對皇上的話不敢說半個不字外，還想方設法地討好皇上，但這種人在雍正那裡卻往往討個沒趣兒。山東兗州知府吳關傑曾奉到一道諭旨，內容是令他實心任事，為政勤慎。吳關傑把皇上的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懸掛堂中”，朝夕瞻仰，後來又找工匠把諭訓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聖旨的舉動詳細奏報，說如此“時凜天顏於咫只，勿忘聖訓於須臾，觸目驚心，甚為有益。”極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歡心。吳關傑甚至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使聖旨高懸，舉目皆是。雍正當即給吳關傑潑了一瓢冷水，教訓他：你本不是什麼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內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對臣工奏摺中肉麻的稱頌和不著邊際的套話，雍正十分反感，每有這類摺子送達御前，必遭嚴厲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奉到雍正一道口傳諭令，教導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堯寫摺子奏謝說，皇上所頒諭旨不僅周詳備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後批道：“寫來套話，何常有一句你心裡的話。”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學政黃之雋寫摺子稱頌“皇恩浩蕩”，雍正訓斥他：“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雍正毫不客氣地鄭告群臣，歌功頌德的套話空文“實聽厭矣”。

借用好年景來稱讚皇上的聖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樣。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陝西巡撫馬爾泰奏報地方雨雪情形，說仰賴皇上洪福，今春風調雨順。雍正用硃筆在“洪福”二字旁畫了一道線，批道：仰賴洪福，這類套話實在沒味，朕已再三告誡內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虛文，已是口乾舌燥了，你竟仍務此道，難道沒長耳目嗎？那些想透過美言讚詞博取雍正歡心賞識的臣工，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等待他們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責罵。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大臣自稱“庸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