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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給了我同樣的愛。”
“我早年失去了妻子,一個兒子留學美國。現在國內也沒有親戚朋友了。做了幾十年的大學老師,對於學生的生活是最為了解的。”
“你曾在大學任職?”我問。
“就在你現在就讀的大學,我上大學讀的是哲學系,主修西方哲學,後來畢業了就留在大學了。你讀的是哪個專業?”伊木老人轉而問我。
“漢語言文學專業,主修中文教育。”
“讀這個專業倒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人活著就應當對他人和社會有所奉獻,再說教師這個職業有一份內在的美。”
此後的日子,伊木老人時常和我聊天。我明白人到晚年所需要的是什麼。所以每次伊木老人和我聊天時,我只管認認真真地聽著便是,不過我從來都沒有對我們的聊天感到枯燥乏味。甚至說情投意合都可以。一切全然出乎於我的意料。大多時候我們談及一些西方哲學對於現代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古希臘羅馬古典主義美學體系。有時候還談20世紀60年代後的西方後現代主義。伊木老人較為深層次地給我分析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他說:“後現代主義在西方美學中是一種自我意識,一種反思哲學,是一種同步性的哲學理念,拒絕敘事結合,探索顯示矛盾的、含混的和不確定的開放性特徵。拒絕一種整合的概念,而偏愛強調被結合人的主體意識。”其中,他對過去提出的整合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整合是一種物化的整合和意識的整合,也就是說,人的生活是由物質生活和藝術生活兩部分組成的。”他說:“藝術生活是折衷意義,是一種對物化生活的反諷態度。也恰恰是這種藝術生活,使得我們的生活更加富有深思性和不可探究性。”
對於伊木老人的觀點,我雖說對有些說法不贊同,有時也加以辯論,但在很大程度上對一些客觀性的東西予以某種程度的接受。我們除了談哲學之外,有時還談勞圖普斯、卡夫卡、海明威。他說:“作為一箇中文系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是一味地去學習,而是要在學習之中找到事物聯絡的內在規律,這才是一個學習者最終所要尋求的東西,我們國家的教育體制目前尚未完善,有關教育的配套體系還很缺乏。所以,我們不能用好還是不好這類詞語來簡單地概括目前的教育體制。”
伊木老人的博學深思和積極的生活態度讓我由衷地感到自我生命存在的浮淺和荒謬。一種現實與非現實的倒錯,我的生命從何而來,又將去向何處,我全然不明白。
六月中旬,我又給上海的楊子寫了回信,告訴她我平安返校,並說了我從集體宿舍搬出來的理由,以及在自己的新居里的生活情況。我在信中寫道:“我已回到銀川,還望你放心,這幾天銀川的天氣異常炎熱,據氣象學家分析表明,今年北方出現了異常高溫是近幾年歷史上所沒有的,不知上海那邊怎麼樣,該不會也是這樣吧?”
悶熱的夏季真讓人有種說不出的沉重感。
給楊子寄完信的那天下午,我想已有些日子沒有回集體宿舍了。時間久了非但沒有以前的那種厭惡感反倒覺得有些想回去,正當我從校門進來時,遇見了萱子,她穿一件紫色的連衣裙,腰間繫了一條絲帶,手挽著一位上身穿馬德里隊服的男孩子。這位男孩好像不是上次見到的那位染紅色頭髮的男孩。我們幾乎要擦肩而過時,萱子突然叫住了我,她問我在做些什麼?
“無事可做,一個人出來閒轉。”
“對了,這是我最近的男朋友陳浩。”
“你好。”我先問道。
“這是菁軒。”她向陳浩介紹道。
我原以為時隔這麼久,彼此都已將對方遺忘了,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突然有一天又尋求故情(因為此前有幾次遇見彼此連招呼都沒有打)。“好久不見了,我們一起找個地方坐坐。”
“改天吧,這樣有點不大合適。”
“這有何不合適之處?”後來在萱子的堅持下我也不好意思推辭。我們在一家不常去的餐廳裡坐下。萱子點了菜又要了一瓶威士忌。
“陳浩說他現在大學畢業了,找了一份家庭教師工作,一邊待在這邊工作一邊複習準備下一年考研究生。”
“這個打算倒也不壞。”我說。
“我爸爸搞醫藥學,想讓我繼承他的事業。說實話從小到大我對醫學那東西絲毫不來興趣,可謂是深惡痛絕。大學選專業時父親堅持要我學醫學可我就喜歡生物,後來和父親搞僵了關係,走了自己喜歡的道路,這幾年他一直對我有成見,前段日子還和我談了一次。可我無論怎樣對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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